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推动文化和旅游部系统形成崇尚先进、尊爱英雄，为党、国家和人民建功立业的良好风尚，9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部机关举行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仪式。400多位部系统同志获得此枚纪念章。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还亲自上门，为获得纪念章的文化和旅游部系统百岁老同志送上纪念章。他对老同志讲道：“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颁发纪念章，对老同志们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表彰。我把党和国家的这一崇高荣誉给您送来，也向您表示敬意和祝贺。”本期刊登文章介绍六位百岁纪念章获得者的先进事迹，表达崇敬之情。这六位老同志中，年龄最长者是106岁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吴瀚，年龄最小者是100岁的原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仲秋元，他们都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吴瀚： 愿把一生献给党的壮丽事业

　　已经106岁高龄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吴瀚因为身体原因，平时只能坐在轮椅上，睁眼和说话都已经很困难了。在空军总医院的病房里，雒树刚部长努力将身子倾斜，靠近老人家的耳朵，尽可能让她听到：“老寿星，我又来看您了，2016年，我来看过您。”老人虽然已经不能用言语表达感谢之情，但她一直紧紧握着雒部长的手不愿放开，有力而温暖，似乎想用尽全力告诉大家：“我感谢党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感谢给我的荣誉。”

　　吴瀚于1914年3月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1935年，她参加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吴瀚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由生物系转入），但因为卢沟桥事变，她在清华大学没拿到证书就匆匆离校。这年9月，吴瀚应聘汉口懿训女中教员，这期间她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执行党的指示。她是中共湖北工委的特别交通，往返武汉与大别山七里坪送信。她受党组织指派创办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任团长，带领近百名姐妹到医院救死扶伤，一直坚持到武汉失守最后一刻。

　　1941年8月，吴瀚终于到达江苏如东拼茶镇，成了新四军的普通一兵，踏上了革命的新征途。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吴瀚的青春继续绽放光彩，她曾经被大家誉为新四军一师女战士中的“三大女杰”之一。

　　吴瀚曾参加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先后在桂林中山纪念学校、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华东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担任教员、资料员、秘书科长等职。解放后，她先后在上海市民政局、山东省科委科学技术情报所、教育部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所长及监察员等职。1973年进入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工作，任研究员，1978年离休。

　　“我想对党说，祝愿我们的党历久弥新，永葆青春。”今年党龄83年的吴瀚曾这样深情地讲道。她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郭汉城： 一片丹心献梨园

　　有人说，郭汉城先生一辈子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中国戏曲是最好的”；另一句是“中国戏曲不会消亡”。而他的一生，都在为这两句话力行实践。他把弘扬民族戏曲文化当作自己责无旁贷的职责——“我这一生愿意为戏曲事业献身。”

　　9月24日，雒树刚部长专程来到郭汉城家里看望他并为他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虽然已经是103岁高龄，但是老人家依然精神矍铄，在大家的簇拥下侃侃而谈。他热情地向大家讲述着自己的工作历程，和大家探讨如何促进戏曲事业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展，好像身上永远有用不完的劲。郭老满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用实际行动证明着他的承诺：“有生之年，还剩多少力量，就要做多少事。”

　　郭汉城于1917年出生，是浙江萧山人，1939年赴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转到文化战线工作，1954年调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研究。他是著名戏剧理论家、剧作家、诗人，我国戏剧戏曲学学科（前海学派）创建者和奠基人之一。郭汉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观点看待传统戏曲剧目，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他与张庚共同主持完成了中国戏曲“志”“史”“论”的编写工作，他们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是新中国戏曲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戏剧理论家，郭汉城与张庚一起把对中国戏曲理论的研究纳入学术规范。作为戏曲批评家，郭汉城把自己的戏曲理论研究方法应用于他的戏曲批评之中，为现代戏曲史研究开辟了新路，为当代戏曲艺术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作为戏曲剧作家，郭汉城继承了中国古代戏剧家“创作与理论并重”的传统，他的剧作体现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也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精神。

　　从战争年代走来，与共和国一起成长，郭汉城毕生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和著述能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直到百岁高龄也没有停止探寻艺术真谛的脚步。郭汉城最近在一次谈话中充满豪情地说：“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中国戏曲的规律性问题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使之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我们要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白鹰： 生动诠释了一名文艺老兵的光荣使命

　　如今已经是102岁高龄的白鹰一直关心着研究院的建设发展以及国家文化艺术事业的进步。9月24日，雒树刚部长来到北京医院看望已经卧病在床很久的白老。雒部长贴心地弯下腰，趴在床头，在白老耳边亲切地和他讲话。他耐心地向白老讲述这枚纪念章的意义。“每枚纪念章都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就代表了您，都在中央有档案，我给您带来了党和国家的这一崇高荣誉。”听到这里，白老脸上露出了孩子般喜悦的笑容。

　　2017年，在北京医院干部病房休养的白鹰在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建设发展取得的成果时感到十分欣慰。他激动地说：“现在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信我们院一定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多贡献。”

　　白鹰于1918年出生在江苏武进，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原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在战争频繁的山乡、在旅团战斗前沿，他参与演剧、歌咏、绘壁画墙头标语、喊话等战斗鼓动；担任话剧编导、舞台设计、饰演各类角色。1946年初，白鹰随肖华部队抵东北辽东省，在安东创办艺术专科学校——白山艺术学校，任校长并执教。1948年10月，他任辽宁省文艺工作委员会主任，1949年5月任辽东省文委书记、省文联主任；同年9月，任省中苏友协副会长。1953年3月，他调中央戏剧学院，历任教研部第一副主任、表演系副主任、副院长。1978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1979年5月，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并于1980年创建、主管文化艺术出版社，任《中国文艺年鉴》主编。

　　1982年，白鹰等着手筹划全国艺术研究工作。1984年，作为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主管规划办公室，历年筹划了4次全国会议，推进全国艺术科学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白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文艺老兵对党、对人民、对文艺事业的忠诚。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纯一： 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在北京老年医院，雒树刚部长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纯一老人送上了鲜花、果篮和深深的祝福，并且关切地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饮食起居等情况。已经101岁高龄的李纯一老人，说话已经很吃力了，他艰难地说出了谢谢。雒部长为他佩戴起纪念章，他用力地说道：“我很惭愧，很惭愧，我真的没有为祖国做多么大的贡献。”虽然已经听不太清，更不能顺畅地表达，但是当听到大家询问周总理为他改名字的事情时，李老骄傲地一直重复着：是周总理，是周总理！

　　“要做到不管地位多高，岁数多大，都应讲真理，不容易。”李纯一曾在他的论文《谈谈音乐史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中这样谈道。的确，他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也展现了老一辈学者敢讲话、讲真话的学术品质。李纯一的研究建立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他将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到音乐史学研究中来，就音乐史学研究而言，亦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对音乐考古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0年，李纯一出生于天津市一轮船水手之家。1956年，他调往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任中国音乐史研究室主任及副研究员。在他主持下，研究室积极开展对音乐考古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并对北京文博考古单位收藏的出土乐器进行考察测音，获得不少新的古代音乐史料，同时发表若干有关中国音乐史及音乐考古的论述。1972年，他受国务院指派，赴长沙参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乐器的考察研究，完成相关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84年，他开始对国内若干重要考古发现地区的出土音乐文物进行考察研究。1988年离休后，他仍笔耕不辍，并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顾问。

　　因为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和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开拓性研究，李纯一在音乐考古方面亦已形成自身的体系与方法，并完成长达45万字的综合性论著《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这是一部中国古乐器学开创性的专著，亦为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趋于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志。

　　李纯一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科的开创者，他一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从“微观入手”到“宏观掌握”，为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肖晴： 我将继续致力于提高戏曲声乐理论的科学性

　　走进位于昌平的老年公寓，已经101岁高龄的肖晴，起身迎接，还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喝水。雒树刚部长说肖老表达清晰、思维敏捷，称赞她长期从事戏曲艺术，为我国戏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听到这样的称赞，肖老连忙谦虚地说：“我原来是学习西洋音乐的，对于戏曲研究只能算是半路出家。”听到肖老的回答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回忆起自己的职业生涯，肖晴兴奋不已，她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充满了对戏曲事业的热爱。她激动地说：“我之前从来不听戏曲，那时候，和我同期的其他四个人都放弃了，觉得在这个年纪从头学起戏曲来太难了。我那时候已经入党了，我认为搞西洋音乐的固然少，但是搞民族音乐的也很欠缺，全国戏曲事业亟需人才，我决定留下来学习。” 就这样，带着这颗初心，肖晴在戏曲声乐的研究道路上一干就是一辈子。听完肖老的讲述，雒部长满怀深情地说：“听您的谈话我感觉怎么都听不够，我建议您可以写回忆录，口述历史，对于今后的戏曲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

　　肖晴于1919年3月出生于贵州贵阳，长期从事戏曲声乐、戏曲音乐，特别着重京剧声乐、京剧音乐及“程腔”的研究，直到1986年离休。她曾记录整理出版梅兰芳京剧《宇宙锋》全剧总谱（与人合作）、程砚秋电影艺术片《荒山泪》全剧曲谱（琴、腔分行谱）、《程砚秋唱腔选集》（代表剧目20出），并编有《程砚秋艺术评论集》一册（40万字）。

　　肖晴从个案研究入手，形成了对戏曲声乐全面深入的认识，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论述体系。她从对民族声乐特别是戏曲声乐传统深刻认知出发，提出了在继承传统的发声方法、唱字口法、行腔特点、情感表达、意味追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声乐技术与理论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契合现代审美需求，丰富与发展表现现代生活的手段，从而建立我国现代戏曲声乐学派的意见。

　　直到今天，肖晴仍然心系戏曲研究事业，她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特别关注戏曲演员变声期的保护问题，我希望我能继续有机会向大众普及变声期的知识、技巧，让大家了解怎样保护好嗓子，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原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仲秋元： 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奉献一生

　　9月12日，雒树刚部长专程来到仲秋元老人家里，和他一起庆祝他的百岁生日，代表文化和旅游部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对他为文化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和感谢。9月23日，仲老的女儿代表父亲，到文化和旅游部领取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感谢之情。

　　“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晚年的原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仲秋元指着《中国人民救国会纪念文集》扉页中的这段话讲道,“这是抗战胜利那一年的冬天,毛泽东对救国会负责人说的一段话。我们就是毛主席说的‘文的’!”

　　仲秋元于1920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45年12月，经彭咏梧、何理立介绍，仲秋元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大批进步出版社,为谋生存、求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他无私奉献，恪守职业道德，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9年6月至1950年12月，仲秋元先后任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秘书处主任、出版总署计划处秘书室主任。1951年至1954年，他先后任新华书店总店图书发行部主任、出版总署《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仲秋元于1973年至1978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他努力培养艺术人才，对颂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积极提倡与支持，表现了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感。1978年6月至1982年5月，仲秋元先后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长、办公厅主任。他善于统揽全局，考虑问题全面，着重抓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加强对各部门的统筹协调。他结合文化系统的实际，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文化艺术教育的具体政策、法规、办法和措施，推动了部党组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仲秋元于1981年至1986年，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86年3月，仲秋元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十分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程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