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固于大庆元年（公元1036年），始建黑城并设黑水镇燕军司，是一处军事要地，从1036年建成到1227年西夏灭亡，在长达191年的沧桑历史中，这里无疑是西夏北部边疆安全的重要屏障。黑城被成吉思汗的铁骑撞开大门后，蒙古军队并没有摧毁这一重镇，而是加以保护和利用。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后，于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在黑城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并在原城的基础上扩建，形成一定规模的城市格局。

黑城在鼎盛时期不仅是一座军事重镇，更是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据内蒙古文物保护研究信息中心主任李少兵介绍，在黑城遗址西门外侧，有一个羊马城，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牲畜圈，因为黑城内是不准牛马羊驼等牲畜进入的，凡交易者将牲畜圈进羊马城中，然后进城办理相关手续，由此可见，当时的黑城还是一座相当环保的卫生城市。

由于史料的匮乏，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知道当年黑城居民的民族构成，但从18座覆钵式佛塔和1座清真寺遥相呼应的情况分析，黑城遗址当年应该是多民族同居、多宗教共存的和谐之城。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军攻占亦集乃路后，黑城被废弃，昔日的辉煌掩埋在滚滚的黄沙之下。

从被盗掘到有效保护

俄国著名民族民俗学者波塔宁从1884年开始，历时3年对中国西藏、青海、甘肃和内蒙古等地的民族民俗进行考察研究并写出专著《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和中央蒙古》。波塔宁在考察中并没有发现掩埋在黄沙之下的黑城遗址，但他把有关黑城遗址的传说写进了书中。时为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科兹洛夫凭借猎犬般的灵敏嗅觉在《中国的唐古特西藏边区和中央蒙古》中闻出了巨大玄机，迫不及待地组成探险队来中国进行掠夺式盗掘。

科兹洛夫和他的探险队于1907年和1909年先后两次对黑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盗掘，用几十峰骆驼驮走大量的珍贵文物，使沉寂500多年的黑城遗址再次轰动和震惊世界。李少兵说，科兹洛夫在盗掘黑城遗址时，如饿狼捕食般把佛塔的覆钵无一例外地剖开，所有文物全部盗走，堪称世界级文物的西夏《文海》、《音同》和《番汉合十掌中珠》就是从佛塔中盗走的。通俗地说这几本西夏文字工具书就相当于今天我们常用的《辞海》和《英汉小字典》。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成为无人能够破解的天书。正因为这几本书的出土，人们才找到破译西夏文字的有效途径。

科兹洛夫开盗掘黑城遗址的先河，紧跟其后的有英国人斯坦因，美国人华尔纳和雷勒斯·杰恩……

风化和旅游带来的压力

1983 年、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黑城遗址的城内遗迹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并取得巨大收获，对黑城遗址的建制、历史沿革、城市布局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信息有了全面的认识。对毁损严重的黑城西北角的5座覆钵式佛塔以及城外西南角的清真寺建筑进行抢救性修缮，使其独具一格的建筑风貌得以保存。

2005年6月25日，黑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国家博物馆遥感考古中心，对黑城遗址以及周边区域的遗址进行航空遥感考古测绘，为黑城遗址的整体保护和科学保护奠定了基础。

然而，黑城遗址毕竟已经900多岁，文保工作者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风沙的侵蚀和逐渐的沙化，更严重的还有游客的攀爬和肆意的触摸。黑城遗址旅游的必经之路是西侧瓮城，由于风沙对墙体基部的侵蚀，瓮城东墙北侧高达8米、重约200吨的直径夯力垛块儿出现开裂、移位、下沉，构成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2008年，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创造性地采用钢管调节软支撑的新技术对垛块儿实施加固保护，并把对视线的干扰降至最低程度。

2000年，黑城遗址的游客不过1万多人次，到了2010年，游客已达42万多人次，年均递增350％，遗址哪堪如此重负？由于风沙打磨和人为踩踏，遗址城墙出现三四米深的豁口达8处之多，有些游客更是不自觉地从豁口处爬上城墙。面对这样严峻而不容乐观的现实，自治区文物部门和额济纳旗政府在加大宣传和管理力度的同时，又对这8处豁口进行封堵，在遗址上根据地形、设置和街道布局铺设木栈道1400多米，并在游客最为集中的西北角修建一座保护性参观平台。

国家文物局、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以及额济纳旗政府对黑城遗址的保护极为重视。自2006年以来，已投资900多万元树立保护标识、围封防护栏、加固东西瓮城、铺设参观栈道、修补城墙豁口（西墙）、铺设透水砖、硬化停车场地、清理瓮城内外城址周边积沙等。

相对于抢救性修缮，黑城遗址最需要的还是切实做好长期保护工作。在已经编制《黑城遗址抢险加固保护方案》、《黑城遗址文化景区规划》、《黑城遗址文物保护规划》的基础上，2011年，内蒙古文物保护研究信息中心会同相关科研单位开始编制《居延遗址——黑城遗址文物保护规划》，以改善和提高黑城遗址的保护、研究、管理和展示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