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能源创新有限责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何豪(HalHarvey)先生一直致力于带领公司内外的团队帮助各国决策者研究制订最有效的能源及气候政策。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何豪先后创办了一个全球性的基金会——气候基金会和4个地区性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欧洲气候基金会及印度可持续能源基金会，并在4个基金会框架内，拓展联系了各主要能源领域的专家，组成了6个“最佳实践网络”——清洁交通国际委员会、用电监管助理项目、国际建筑能效网络、机械设备标准制定项目、交通与发展规划研究院和工业能效研究院，为大国的政策决策者和监管部门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变化最快的大国，这里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能源气候问题让我们更加关注中国。”不久前来京指导和参与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工作的何豪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能源问题是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

　　上世纪80年代初，何豪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能源规划专业毕业后不久，就和哥哥在科罗拉多组建了一家专门建造太阳能房屋的小公司。虽然公司并没维持多久，但何豪意识到，房屋经过精心设计可以节省能源并减少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

　　早年的经历让何豪开始关注能源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并逐渐成为一个能源气候政策的专家。

　　何豪认为，能源是诸多问题的根源。以传统能源为例，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燃烧所造成的污染在全世界都很普遍，这种污染远比人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更是可以延续多年。

　　“许多能源都是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储备而存在，因而能源又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美国每年都要从中东地区进口大量石油，对石油的依赖及频繁的进出口难免导致一系列贸易纠纷。因此能源问题可以引发一连串的环境、安全和经济问题。”何豪说。

　　何豪认为，解决能源问题是解决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本。“在印度，断电现象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不仅影响居民生活，还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要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印度的能源短缺问题。”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能源的决定性作用，何豪开始着手组建涉及主要能源领域的最佳实践网络。目前，最佳实践网络涵盖公共设施、建筑、汽车、工业、交通等领域，每个领域都配备30名左右的专家，他们对各自领域都非常精通。在决策者制定相关决策时，某个具体领域的专家将为其提供最为全面详尽的背景资料和分析报告。

　　最佳实践网络的主要资金来源于一些私人基金会。何豪告诉记者，每个基金会的侧重各有不同，如派克德基金会比较关注教育和人口，休勒特基金会较为重视国际发展与音乐。“但所有的基金会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援领域，那就是能源。在与能源相关的问题上，这些基金会通常愿意一同开展工作。”

　　各国真正付出努力才最关键

　　何豪高度评价多年来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积极努力。千家企业节能工程、能效标准和标识的制定和实施、可再生能源的迅猛发展，都给何豪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中国政府制定了“十二五”节能减排专项计划，明确了未来清洁能源的发展目标；此外，中国还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自己的减排决心，并作出郑重承诺，表示要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能源浪费。

　　“我认为，中国所作的承诺是巨大的，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极有分量。但要实现起来，难度却很大，关键还是在行动。”何豪表示，目前的挑战是要让政策的具体实施跟得上政策制定的脚步。

　　比如某省希望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并降低建筑能耗，这种想法很好，但要落实起来，便会涉及诸多具体操作上的问题，如可能需要培训上千名建筑巡视员、要考虑原料供应是否充足、要与开发商沟通、还要制订相应的建筑规范等等。

　　“很多好的政策或承诺经常在繁琐的落实环节中夭折，而往往真正出效果、显作用的都是在抓落实时采取具体行动的环节，”何豪说，“这也是我们一贯秉承的理念:行动比承诺更重要。”

　　中国如此，世界也一样。

　　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各国并没有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条约，“但我们的具体行动并没有落下。”何豪告诉记者，最佳实践网络在大会期间对二氧化碳减排战略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从美国的机械设备到中国的工厂，再到印度的车辆，“我们在20多个国家都作了调查研究，这些具体的研究资料帮助各国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加深了对减排机会及减排成本的理解。”

　　会议结束后，各国基于“最佳实践”的研究结果达成了一致理解，认为通过低碳的发展方式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更好地保护环境，大多数国家也根据相应的目标采取了一定的行动。

　　何豪认为，比起一纸空文，各国真正付出努力才是最关键的。“针对能源现状，我们该建造怎样的建筑、建设怎样的工厂、生产怎样的汽车，并怎样使之实现，这才是我们亟须考虑的问题。”

　协助中国应对能源挑战

　　在采访过程中，何豪多次提到，中国当前的变化“十分之快”。例如，中国的城市建设、电厂建设速度都达到了历史新高，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落后的、可能产生严重污染的发展模式却没有被淘汰。

　　“这是一场竞赛，一场循环经济与落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竞赛。中国政府当然希望前者赢得比赛，但这其中的挑战却很大。”何豪认为，中国的专家及领导层素质很高、极具竞争力，但面对如此快速的发展格局，“他们特别需要一些具体的能源战略建议及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便是这样一个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的组织。作为继美国能源基金会之后成立的第二个地区性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及政策顾问委员会，为中国当地的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并同他们合作开展研究。

　　对于中国决策者的具体需求，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会做出快速应对。专家组将全世界各地最好的实践都带到中国，并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做出相应的调整。

　　何豪以建筑标准为例向记者说明，“例如，中国要出台一项新的建筑标准，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建筑领域的专家便会将各国在建筑技术规范方面的最佳实践聚集到中国，在提交审议的报告中总结分析什么样的标准最适合中国、如何建立这样的标准、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等等。这就给中国的官员们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最初是帮助中国政府制定具体产品的能效标准。例如，来自美国国家实验室的技术专家在进行实地研究之后，认为采取某项技术可减少75％的冰箱能耗。根据专家组的研究报告修改制定的新的冰箱能耗标准大大促进了中国冰箱生产制造技术的升级改造。

　　此外，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还在低碳、工业、电力、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城市、交通等方面支持解决中国的能源、气候问题。

　　“在为中国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向中国学习了很多。”30年前，巴西专家率先提出了快速公交系统(BRT)这一模式来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经过最佳实践专家组的反复论证，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后，8年前，快速公交系统首次亮相北京。广州快速公交系统的发展更加令人振奋，目前每天运送旅客量达80万人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羊城拥堵路段的交通压力。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与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的专家将快速公交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了天津、杭州、济南等多个城市。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掌握BRT技术最为娴熟的国家之一，中国在BRT领域的成功经验也开始作为“最佳实践”引入其他国家。

　　何豪表示，希望通过4个区域性基金会的努力，让更多的“最佳实践”经验在各国范围内分享，同时也为各国政府提供适合他们的能源政策建议，帮助他们更好更明智地解决复杂的能源、气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