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上海松江市民聚集在一起，抗议电池厂项目落户松江。资料图片

    中国环境报记者 刘晓星
　　昆明PX事件、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厂事件、南京“常府街变电站”事件……近几年来，公众对政府建设的一些项目质疑声此起彼伏，无论是什邡反对钼铜项目、大连与宁波PX危机，还是南通抗议造纸企业排污，加入抗议的本地居民们，归根结底想喊出的都是这句话:“别建在我家后院”。
　　近几年发生的“邻避运动”，从发生到收场几乎都沿袭了同一套模式:某地被曝有重大污染项目在当地绝大多数居民不知情状态下准备兴建，激起当地民众抗议，又通过网络等载体进一步发酵、扩大事态，使当地政府迫于民意最终取消被反对的项目。
　　不少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邻避运动”时代，整个社会都应直面“邻避运动”，让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成为保护环境的有效力量。
　　起因：北京接连发生与垃圾处理相关的“邻避运动”
　　2006年，正值当时垃圾处理面临填埋不可持续的现实问题，正在寻找另外一种垃圾处理出路的时候，认为焚烧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北京市要建设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时候，已有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让住在附近的居民饱受了十年多的垃圾填埋场之苦，尤其它的臭味。建设六里屯焚烧厂的时候，老百姓的直接反应是:垃圾焚烧厂来了，会不会臭味就没有了，焚烧有污染吗？在进行详细了解后，他们开始和政府展开对话。考虑到周围居民强烈反对和规划地址距离京密引水渠过近等因素，北京市政府宣布弃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另选人员相对稀少的苏家坨。
　　在推动六里屯焚烧项目弃建过程中，居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开创了中国在垃圾焚烧设施建设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一个先河。包括后来的高安屯，包括2009年发生轰动全国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可能都跟这个案例有着直接的关系。
　　紧接着到了2008年，北京又发生另外一个跟垃圾处理直接相关的事件。2008年奥运会期间，垃圾处理成为北京市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本来应该一天填埋一千多吨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场，奥运期间每天填埋4000多吨。曾经住在周边的居民，网民“阳光花仙子”，从最初不知道垃圾填埋怎么回事，到偶尔一次夜间被垃圾填埋臭味熏醒，再到她孤身深入垃圾填埋场探寻臭味来源的过程，引发了人们对高安屯垃圾处理设施的关注。为了抑制臭味，北京市发明PE膜填埋法。
　　2009年，北京又发生了一起跟垃圾相关的“邻避运动”。北京市在阿苏卫填埋场旁边规划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厂，引爆了周边居民的反对声。近几年，阿苏卫填埋场周边陆陆续续建起了许多的别墅区，网民“驴粪蛋”在厕所旁边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发现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建设公告的以后，由此引发阿苏卫别墅区居民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烈讨论。
　　同和六里屯居民一样，他们自我学习积极性非常高，甚至于到后来根据他们寻找的资料编制出一本关于垃圾焚烧对环境和人群健康影响的书。
　　当周围居民开始关注垃圾焚烧项目的时候，北京市政府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市政府随即开通一系列沟通渠道，包括后来居民代表去日本考察垃圾焚烧情况。这起事件开启了政府与居民理性对话，真正一起面对这一棘手问题。
　　这几起“邻避运动”案例推动了北京市垃圾管理的进程，北京市从2010年初开始开放了每周四公共开放日，每周四，公众可以提前预约，参观北京市所有垃圾处理设施。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垃圾学院研究员陈立雯，几乎每隔一周就会组织市民参观北京垃圾处理设施，让居民比较真切地了解目前北京市的垃圾处理状况。
　　北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卫生填埋方式，到了2000年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垃圾填埋场一些不利的方面，包括渗液等问题，包括占地面积比较大的问题都出现了。那么焚烧是不是唯一的处理方式？也推到了政府和公众的面前。
　　北京市从2001年左右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到2010年又开始重提，新一波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与过去几年政府所面临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压力有直接关系。就垃圾分类而言，能否成功落地，公众意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城市垃圾管理而言，不管是垃圾分类也好，还是垃圾填埋、焚烧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也好，只有公众参与才是未来北京能够处理好、管理好垃圾问题的解决之路。
　　交锋：面对这种新事物面前，各种观点和看法莫衷一是
　　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邻避现象”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一是与能源类设施有关的，包括核能发电厂、火力发电厂、炼油厂、石油化工厂等，以厦门PX项目最终最具代表性；二是与废弃物类设施有关的，包括垃圾处理焚烧厂、污水处理厂等；三是与社会类设施有关的，包括特殊交通设施、火葬殡仪、精神病院等场所。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认为，“邻避运动”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事先预防型，这种类型的“邻避运动”以过往经验为依据，通过“邻避运动”方式阻止项目上马，防止本地区可能发生的环境危害；第二种是事后追究型，当环境危害发生后，受害者以司法诉讼、街头运动等方式寻求正义公平的处理及相应赔偿；第三种则是主动建设型，这种类型并不只是为了单个群体成员的利益而进行的运动，而是把整个生态环境当作自家“后院”，同时也将制度改进作为目标，以司法宣传社会运动等为手段，防治环境危害及追究环境责任。
　　良好环境成为稀缺品
　　在采访中，一些专家表示，当下“邻避运动”的背景是:好的环境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稀缺一般来说会导致竞争或斗争。而在中国环境资源的竞逐缺乏基本规则的情况下，稀缺所导致的结果正是针对环境资源的无规则斗争，这种斗争是建立在参与各方力量对比极度不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即参与博弈斗争的各方力量差距极大。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整体经济规模的扩张，这些地方承受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仍在加速中。深受其害的居民直接向污染或风险企业下达了“驱逐令”，或强硬地要求地方政府切实履行政府本应履行的环境监管义务，这就形成了中国的“邻避运动”。
　　公众参与制度尚不健全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尚不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不明确，环境保护规定过于原则抽象，操作性不强，难以满足公众需求，这是造成“邻避运动”频发的主要原因。
　　在决策者的心目中，只要对项目做了国家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有了“科学依据”，民众就应该欣然接受；抗议事件发生后，政府和企业试图以“科学依据”说服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