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形成了先来者独占乃至阻止后来者的机制，则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都将丧失，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
满街青年，追风逐日。
　　尤记二十年前的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在红安一中读书，日复一日繁重的复习与考试，霸占了我几乎所有的天空。好不容易轻松一日，阴天转晴，格外注目。那时候的青年节热烈奔放，锐气逼人。我老家的小县城里，到处是青年，骑着自行车三五成群的，骑摩托带个美女呼啸而过的，在震天的喇叭声中逛街的，三三两两坐在广场上聊天唱歌的，充满了人间气息，世俗而热烈，熙熙攘攘，人山人海。
　　二十年后的青年节，我已届中年，漫步京城街头，除了一些官方和商家的宣传之外，似乎已经没有多少青年来关注这个节日了，大街上车流依旧，却已经没有热烈的人潮。也许在一个追逐金钱名位的社会，激情日渐消退，但是，更让人冷汗淋漓的是，举国之中，青年人口已经急剧萎缩。我在物美超市随机清点了下出口买单处排队的人流，赫然发现，青年人竟然已经成为少数派了，多的是中老年。
　　京都如此，小城市更是青年凋敝。
　　中国的青年都到哪里去了？
　　青年节里的中国，为什么不再有满街少年？
　　更为吊诡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活力，似乎与青年比例相辅相成，近年来，中国改革的停滞乃至部分倒退背后，其实就是伴随着青年人口的萎缩。
　　不仅是改革时代，由此上溯到革命时代，革命事业的克成大功，亦与青年势力的消长命悬一线。
　　中国近代以来，能够不停革命，最后克成建国大业，完成民族与民主的初步革命，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良好的人口结构。
　　从清末到建国前夕，中国人口大约在5亿左右，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以青年为主。
　　拥有青年，才是国家未来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由此，纵使旧中国千疮百孔，无数仁人志士，亦对中国满怀热望。在1900年，百年之交，当时清廷已经行将就木，中国即被被瓜分豆剖之际，梁启超尚饱含热情地写下千古名文《少年中国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气度雄伟地规划中国未来，毛泽东敢于预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即将出生的婴儿，是喷薄欲出的朝阳。方志敏敢于想象未来“可爱的中国”。
　　那时候，中国确实有资本想象美好的未来。
　　在百年来的几次大的国内革命和对外战争中，中国最后胜利，决定权就在于青年。
　　作为二战时中国最大的对手，日本战死500万，占其总人口的7%，而中国纵使军民死亡3000万，也只占总人口的6%,当时，中国人口结构，30岁以下人口，为70%以上。
　　充足的青年人口，使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资本，敢于对抗一切势力。孙中山初创共和，毛泽东再造共和，均借重了当时的人口优势。
　　抗美援朝的胜利，亦得益于中国人口结构，所以敢于打死仗，前赴后继，勇士不绝，推动士气高涨，连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亦不得不折腰，不敢与中国比拼人口消耗。
　　青年成就革命，绝非虚言。
　　以本人的罗氏家族为例，本人祖父辈兄弟四人（祖辈女性长辈不可考，暂略），大爷爷在家务农，二爷爷参加红军，大革命时期即做到了连长，最后因为眼睛被打瞎一只而隐居山野，最终逃过国民党追杀，祖父是老三，也参加了革命，建国后成为当地大队长，四爷爷在武汉经商，一家兄弟四人，两人参加革命，剩下两兄弟，足以给父母养老，以及应付其他家族动荡。
　　如此家庭结构，则革命的暴力威慑时时存在，革命的希望永续不绝。所谓“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绝不仅仅是一句充满英雄气概的口号，而是现实的存在。父死子继，兄仇弟报，杀之不绝，则专制势力必然恐惧，成为彻底的纸老虎，革命力量一经动员，则如野草燎原，最终葬送一切黑暗势力。 
　　改革开放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大革命，本次温润而广泛的革命之所以在初期获得成功，亦因为拥有足够的青年。
　　改革之初，庞大的青年人，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前进动力。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为青年人寻找出路的共识，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巨手。我记得读小学和中学时代，成千上万同村的哥哥姐姐们出外打工，而少数幸运又勤奋的哥哥姐姐，则挤过了高考的独木桥，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国家的人”。 
　　而在社会和家庭组织上，当时的中国人口结构，亦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资源。改革后，科技的进步，是以青年人知识文化的提高为前提的，而足够的青年中产生的精英，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亦是当今的主力。除了在政治领域外，社会的绝大多数组织的运转，生产，创造，都是以青年人为主力的，社会主流力量与精英的年轻化，决定了国家的战略高度。
　　在低端领域，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亦有赖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大量的劳动力来源，有赖于数量庞大的青年。以农村为例，改革早期和中期，大量的农民青年成为产业青年，具体的家庭分工如下，家中兄弟姐妹平均大约3人，一人在家务农兼帮父母料理家务，早日成家，其余兄弟姐妹在外无后顾之忧，或者，兄弟姐妹各自外出，但是均摊费用，帮助父母建立家业。如此，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才富有活力。形成中国早期家庭中著名的“逢三抽一”惯例。
　　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亿万青年的热血与汗水，竞成今日之功，中国跃升为全国第二大经济大国，完成了初步崛起。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中国不复为少年之国。
　　从建国至改革之初，中国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至1996年，中国的平均年龄突破30岁，至2008年突破35岁，至2022年，中国平均年龄，即将达到40岁，而至2050年，中国平均年龄将达50岁，成为世界平均年龄最高的国家，老龄人口总数将达4亿以上，成为名副其实世界第一老人之国。
　　百年前，梁启超在其雄文《少年中国说》中，将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与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社会作了详尽的对比，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由此缺少活力和勇气，整个国家变成孬种之国，缺乏血性。同时，老化的人口，由于精力的限制，亦出现智慧退化，则整个民族，智慧与勇气俱亡，变为毫无希望的死亡之国。
　　举国为少年，则国家前途无量，举国为老人，则衰亡可待。
　　近日，人民日报罕见地撰文，称80后一代暮气沉沉，精神早衰。而年轻人的早衰，则是对整个社会活力衰退的警示。
　　未来时代，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这场宏大的改革，无异于中国的第四次革命。庞大的青年人口，富有活力与勇气的民族精神，亦是中国四次革命的力量之源。
　　日本三次革命可为中国借鉴，近代以来，日本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20世纪中的宪政改革，均基本成功，但是，20世纪后期至今的第三次社会革命，却至今未能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青年人口过少，在经济上，要拉动消费，鼓励创造，在政治上，还要打破老人政治，世家政治，均非足够的青年不可为，所以，代表青年势力的鸠山由纪夫纵使一时崛起，但日本的主流社会并不为青年人所把持，就是投票，青年人也投不过老人。鸠山改革很快被绞杀，难成大器。 
　　中国的未来改革，能否打破日本式的宿命？
　　一个可怕的景象是，纵使未来中国实现了一人一票式的民主，青年不足，老人满街，以票数论英雄，老人也足以将青年投死，任何改革，都难以推动，直到将整个社会耗死，成为溃败的民族。
　　在创新能力方面，青年人普遍胜过老人。在多数行业的事业曲线中，青年时期，都胜过老年时期。但是，无论在财富领域，还是社会地位领域，年长者都拥有比年轻者更有利的优势，毕竟财富和名望，权力等，都需要积累。如果一个社会形成了先来者独占乃至阻止后来者的机制，则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都将丧失，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人民日报称80后暮气沉沉，一个很大原因，即是当下的青年，机会被老人集团剥夺。 
　　不仅仅是五四，在任何时候，青年都应成为社会的中坚，这个国家才有锐气与血性，生机与活力，虽寒冬亦如仲夏，否则，虽处春夏，亦是寒意逼人，死气沉沉，国家外表强大，实则危机四伏，柔弱如草。 
　　由此，中国要找到未来，必造就恢弘雄厚之国家资本，即活力无限的青年阶层，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由此，废计生，兴中国，乃未来大势所趋，播种儿童，收获青年。为未来计，中国应尽早开放生育，彻底摆脱老人势力，不可自废后代，自残民族，自绝希望。（作者：罗天昊）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