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一时间，山河破碎，民众流离。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细菌战、“三光”扫荡……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千万中国军民被残害致死，大半个中国成为一片废墟，中华民族蒙受了深重灾难。
    在广东，广州沦陷，汕头沦陷，韶关沦陷，三灶大屠杀、广州大轰炸、惠州四屠、汕头“封海大三光”、海珠难民收容所细菌试验……整个广东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息之中，全省出现五个“万人坑”，广州人口锐减近百万，整个城市处处残垣断壁，街道上随处可见裹着血肉的瓦砾，原本繁华的千年商都成了死寂沉沉的废墟。
    回望那段苦难，我们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空前重大的牺牲，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八年抗战，22次大型会战，13000多次战斗，3500多万军民死伤，340余万将士阵亡。但也因八年抗战，成就了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首次完全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觉醒、团结、进步的巨大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举行。
    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一个国家的胜利、民族的胜利，更是正义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今天，抗战胜利69年后的9月3日，我们迎来了中国以立法形式正式确定的第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连日来，南方日报记者重访广州受降地、东江纵队活动根据地，回访参战老战士；专访国家层面纪念活动组织者，相关专家学者，希望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始终自强不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义无反顾、舍生取义。
    我们铭记历史，不仅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更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人类永久的和平和发展！
    1945年8月15日晚，罗浮山上冲虚观内，新华社播发的一条电讯让东江纵队司令部电台值班员杨碧群心跳若狂——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核实消息后，杨碧群迅速将电报送达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手中。
    罗浮山上整夜沸腾。
    “我回头冲进宿舍，对着正在酣睡的战友大声喊‘快起床、快起床、日本仔投降了！’战友从睡梦中跳起来，大家边穿衣服边欢呼，有的把衣服抛向空中，有的敲起茶缸、面盆，有的互相拥抱、叫喊。大家拍着肩、跳着脚，满怀激情地唱起歌……”
    其时，她日后的丈夫、东江纵队第一支队战士古兴正在东莞县和惠阳县附近打游击。“抗战胜利了，部队走过的各个地方的群众团体都在放鞭炮、敲锣打鼓。我们唱着‘求民族独立，求人民解放，这伟大的任务，在我们的肩上’，不知有多高兴！”回忆起69年前的胜利时刻，年届九旬的古兴依然心潮澎湃。
    1945年8月15日早晨7时整（重庆时间），经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磋商约定，四国首都——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通过广播用汉、英、俄语向战场上的海陆空部队、向世界各国公告：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当日中午12时，广播中播出了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录音。消息传来，广东各地军民举城狂欢，奔走相告，庆祝这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
     欢庆
    人们走出家门欢笑呼喊
    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群众情绪非常高涨，家家户户放鞭炮、敲锣打鼓。人们都从家里走了出来，喊着笑着欢呼着，发自内心的高兴
    1945年，东江纵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政治委员黄克在广九铁路以东的塘沥、凤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7月，黄克调任中共路东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随后到新四区桥头、谢岗一带检查指导“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工作。
    “8月中旬我们在桥头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群众情绪非常高涨，家家户户放鞭炮、敲锣打鼓。人们都从家里走了出来，喊着笑着欢呼着，发自内心地高兴。”2014年8月29日，95岁高龄的黄克在他的家里，向南方日报记者回忆起抗战胜利的时刻。
    黄克所在的部队却来不及庆祝。“当时东纵司令部、政治部授命我和另一位同志到樟木头和日军谈判受降问题，并派敌工科科长林展带了两名日本反战同盟盟员（一名日本籍、一名台湾籍，后者会讲普通话，可充当翻译）来到位于苦草洞的大队部，共同研究受降方案。”
    “后来，日本人分两天拉来了一卡车毯子、布匹和两卡车武器弹药，武器计有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25挺、步枪100余支、弹药一批。当我们将这些物资运至惠阳县南坑村东江纵队司令部时，首长和战士们很兴奋，因为部队成立以来从未缴获过这么多武器。”
    1945年8月，21岁的广州籍新一军战士梁振奋正奉命随部队从广西南宁向广东行进，准备攻打广州湾。“当时我们刚参加完缅北反攻，回到国内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沿途的老百姓非常热情，经常主动前来帮忙。当时部队的士气格外高涨。”如今已90岁的梁振奋回忆道。
    “8月中旬时我们走到贵县（现广西贵港）。我休息的时候喜欢到通讯营去串门，那里有广东老乡，又有无线电，既可以聊天，又可以收听新闻。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进门他们就告诉我：刚从无线电里听到，日本人投降了。”
    “听到胜利的消息，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实在太激动、太高兴，那种感觉，无法形容！”说起当时的情形，老人至今仍非常动情。
    光复
    广州城七年耻辱一朝雪
    当日的广州城，每隔一段路，便搭起一座彩牌楼，彩牌楼横额上写着“抗战胜利万岁！”“欢迎广州光复”，每个人的面孔都是欣喜的，鲜艳地放出光彩
    1945年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在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中指出“在广东的日军由你指定广东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16日，中共广东区党委召开会议，确定惠宝及港九是东纵收缴日伪武装的主要地区，同时传达了中央关于要准备反内战的指示。曾生按照区党委的决定，率领东江纵队向东江两岸、广九铁路和沿海日伪军据点推进，并以东江纵队司令员的名义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
    日本宣布投降后，新一军113团先遣部队提前乘船赶往广州，梁振奋被调入先遣组。9月初，船队从贵县驶向西江下游，即将回到阔别7年的家乡，梁振奋异常兴奋。1938年日军攻占广州后，母亲便带着姐姐和弟弟逃难至肇庆，而梁振奋则选择了参军。
    队伍到达广州的前一天晚上，船上的每一个士兵都彻夜难眠，“大家既兴奋，又想家。”梁振奋回忆道。
    “船向着我的家乡行进，沿途都是我熟悉的风景。不久，前方朦胧的岸线上出现一个特别的轮廓，我一眼就认出那是爱群大厦！当我以胜利者的身份重新回到它的身边时，我指着它，骄傲地向战友们介绍：这是我们广州的爱群大厦！”
    在爱群大厦附近的码头上，城内的老百姓和等候多时的记者已经把道路两旁围得严严实实。“我们上岸时，市民自发地鼓掌，记者忙着照相，场面非常热烈。我当时尤其感到自豪和温暖，因为我很可能是光复后第一个回到自己家乡的广州籍士兵。”梁振奋说。
    9月15日，新一军的将士们踏进了这片曾饱受日本侵略者践踏的土地。这一天，广州城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即便时光已经过去了69年，抗战时为军令部无线电总台敌后第15分台上尉台长，如今已95岁的徐佩珩仍然记忆犹新：“当日的广州城与往日不尽相同，马路上布满岗哨，许多市民站在路两旁，好像在急切地等候着什么。而每隔一段路，便搭起一座彩牌楼，彩牌楼横额上写着‘抗战胜利万岁！’‘欢迎广州光复’。我看见每个人的面孔都是欣喜的，鲜艳地放出光彩。这一天，我们的军队要来接收广州城了！”
    徐佩珩说，那一刻，她想起了沦陷之前的广州，广州市民在1937年辛亥革命纪念日也举行了全城大游行，尚在受训的徐佩珩也参与了游行，并立下了誓死保卫广州的决心。终于，七年耻辱一朝雪。
    归来
    最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
    终于胜利了，每个人都希望国家走向安稳和平，希望已经腐烂的社会恢复繁荣
    “终于可以回家了！”广州光复之后，远在重庆的广州人潘耀燊满心欢喜：8年前，年仅16岁的他怀着为国捐躯的壮志自愿走上了从军之路，8年南征北战，横跨大半个中国。
    当他再一次踏上广州这片土地时，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废墟，广州满目疮痍，“战前家里原来有十三口人，战后只剩下六口人了，七名亲人全部在战火中丧生。”如今93岁的潘耀燊告诉记者。亲人罹难、房子被毁，抗战胜利后，潘耀燊发现自己还是无家可归。
    抗战爆发前，潘耀燊在海珠奉安桥奉元茶楼（音译）做厨师。1937年，潘耀燊入伍，隶属中央军49师，跟随部队从宝鸡赶赴连云港，投身到台儿庄战役中去。战役结束后，潘耀燊转编入中央军76军24师，长期在洛阳至潼关一带驻守。而此间，父亲却在云南寻找儿子，不幸被日本飞机炸死。“离家之后，我再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
    “战争使得我家破人亡，本来我去当兵时就没想着活着回来。”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施的暴行，潘耀燊至今仍感切肤之痛。
    战争结束后，潘耀燊经人介绍到位于贵阳市郊的第三直辖运输署修车厂，以技工名义担任资料室文书，后随工厂回到广州。“当时最大的希望是过上太平日子，把生活安顿好”，潘耀燊说。
    1945年9月，日军在广州投降仪式顺利举行，劫后余生的满城百姓当时只有一个心愿：尽快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过上平静的新生活。
    抗战胜利后，徐佩珩也辞去原来的工作，回到丈夫在海南的家中。“八年抗战，大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现在终于胜利了，每个人都希望国家走向安稳和平，希望已经腐烂的社会恢复繁荣。”徐佩珩说。
    解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作出解读
    抗战胜利纪念日缘何定在9月3日？
    今年是抗战胜利69周年，今天，中国人民迎来了第一个法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以往我们关于抗战胜利的纪念活动大多在这个日子举行。为什么法定纪念日选在9月3日？日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对此进行了解读。
    南方日报：以往我们有关抗战胜利的纪念一般在8月15日举行，今年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纪念日定在9月3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李宗远：我们曾做过调查，很多人认为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应该把日子定在8月15日。之所以确定为9月3日，是有历史事实作为支撑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它向同盟国签署投降书是在当年9月2日。在1945年8月15日到9月2日之间，在中国战场还有一部分日军负隅顽抗。到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之后，才完成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正式投降。所以把签署投降书的第二天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尊重历史的一种做法。
    南方日报：设定法定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出于何种考虑？
    李宗远：我们通过立法，把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每年在这一天都要举行国家层面的纪念活动，这实际上也是遵循了国际惯例。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二战相关纪念日的确立，有的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立法，有的通过总统颁布行政命令。我们则由最高立法机关来立法。
    南方日报：抗战纪念馆还会有哪些措施推动对抗战的纪念？
    李宗远：一个是建立地方纪念馆联盟，另一个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二战博物馆联盟。
    我们现在和俄罗斯、韩国、波兰等国博物馆都是单线合作，如果能把单线的合作串起来，就能形成一股整体的力量，维护二战历史文物史料，传播全人类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