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乔翠霞和魏联合的署名文章《关注领导干部生活状态》，开篇即提出：“‘一边是工作上的废寝忘食，一边是生活上的贪污腐化’，这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随着近期多名官员的落马，“反腐”成为年度热词。而为何部分落马官员有生活作风问题？乔翠霞和魏联合的调研也许能给出一个新的参考答案。
　　他们曾在山东省委党校对450多名官员做过有关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的问卷调查。在他们看来，调查结果显示，非常态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以及异地任职的经历，易使干部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走上腐败之路。
　　“让公众了解官员真实状态”
　　新京报：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调查？
　　乔翠霞：我在党校工作16年，接触官员多，对这个群体很关注，他们身上有闪光点，但整个社会大氛围下，不少人对这个群体的认知是负面的，我们想让公众了解官员真实的状态。
　　新京报：针对官员的生活状态做调查比较少见，有受什么启发吗？
　　乔翠霞：真有一个，今年春节央视推出了“家风”报道，我觉得找得准，现在都说践行核心价值观，但不能空对空，家风就是很好的微观载体。假如一位官员工作兢兢业业，但家庭生活一团糟，在子女的成长中角色缺失，我想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
　　新京报：是否也和当前的反腐形势有关？
　　乔翠霞：确实有反腐的大背景在前。如果中国发展是辆前行的列车，官员群体肯定是车头，我们看这段时间官员被查，很多伴有通奸、生活作风问题，难道这类群体全都作风不好、生活腐败吗？该仔细去分析，这个群体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
　　新京报：你有做社会研究的学科背景吗？
　　乔翠霞：我本科和研究生都学政治学，博士学的是产业经济学，有这7年的积累，我非常关心政治的东西，是天然的一个兴趣。
　　“样本能覆盖官员群体”
　　新京报：调查问卷的设计花费时间长吗？
　　乔翠霞：从我们有想法到出问卷，大概3周。其中征求了不少研究政治学老师的意见，反复修改了几次。
　　新京报：在设计问卷时会有哪些考虑？
　　乔翠霞：首先问题不能太多，不然对方不太理你，也不能太难答、太敏感，一看都是反映负面的东西。还有细化到问卷答案的选项，比如异地任职年限，不同选项时间段怎么划分，各方面都要考虑。
　　新京报：调查对象的样本是如何选择的？
　　乔翠霞：还是依赖已有的资源，党校长年有官员进修班，调查样本基本覆盖了党委、政府机关、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高校、部队等部门，涉及副科至正厅各级，多个年龄阶段。
　　新京报：会有顾虑吗，担心官员不接受这样的问卷调查？
　　乔翠霞：最后收上来问卷大多是匿名的，很少有官员填写真名，再者问卷中没有特别敏感的提问，唯一比较敏感的是子女海外教育经历、支出等，这一项有的官员就没填。
　　新京报：设计这一问题是想调查裸官的情况吗？
　　乔翠霞：跟裸官没关系。出国留学通常花费多，主要是想看子女的教育给官员带来的经济压力。但最后看调查结果，山东省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异地任职易引发官员家庭危机
　　新京报：你在文章开篇说，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贪污腐化，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哪些数据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乔翠霞：中国官员真的挺累的，问卷显示，多数官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均超过8小时，其中“8小时”为19.74%，“8-10小时”为64.65%，“11-15小时”为14.75%，86%的受访者被要求必须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
　　新京报：但你所说生活上的贪污腐化，在问卷调查中看不到这样的数据支撑。
　　乔翠霞：这更多是基于对现象的分析，类似于推理，现在大多落马官员多伴有生活作风问题。但如果问卷中谈这样私密的东西，很难得到真实答案，面谈的话更不会告诉我们。
　　新京报：这样的双面人生在你身旁有真实的例子吗？
　　乔翠霞：确实存在，比如一些官员，曾和我们一起到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日常相处能看到他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后来看到他出问题，自己就感慨颇多，甚至心理上会接受不了，一直会疑惑，怎么会这样？
　　新京报：你在调查中也很关注官员异地任职的情况。
　　乔翠霞：以调研情况看，一半以上有过异地任职的经历，平均异地任职时间为5.5年，75.6%因各种原因曾两地分居，这是引起官员家庭生活危机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你觉得感情生活的混乱和异地任职有怎样的关系？
　　乔翠霞：我们知道古代官员异地任职是为防止腐败，但现在因为交通、通讯的发展，防止亲情上的腐败已大打折扣，中国传统社会里有熟人社会的监督，熟人会给他工作、生活一种压力，异地任职反而缺乏这种监督。
　　新京报：没有异地任职出现腐败的可能性就小吗？
　　乔翠霞：其实对大多数官员而言，即便没有异地任职，“几乎不着家”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也极易使他们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淡化其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这也成为官员情感“溜号”的重要原因。
　　建人脉网络已成官员“必修课”
　　新京报：问卷中有一个按在外就餐频率将对象从高到低排列，这一问题能反映出什么？
　　乔翠霞：通过看官员这一周跟谁吃饭，我们发现，家人团聚、和朋友的社交少，和同事、上级领导吃饭等公务比较多。
　　新京报：这也是容易引起腐败的一个因素？
　　乔翠霞：公款吃喝泛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饭桌”已经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觥筹交错中“搞定”。
　　新京报：你觉得出现这样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乔翠霞：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这种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的交际应酬，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评价体系要回归正常”
　　新京报：你最希望通过问卷调查来表达什么？
　　乔翠霞：如果说前3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轨期，现在就是常态化，除了经济的中低速增长，社会的发展应慢慢步入正常状态，生活、工作方式也该进入常态化。以往官员在“爬坡”时特别努力，扭曲了一些东西，现在这些应该回归正常。
　　新京报：扭曲的是哪些？哪种状态又是你理解的“正常”？
　　乔翠霞：扭曲的是工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两者都不可缺少，有工作，也必须有生活。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很难看到为工作两地分居的状况。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官员的评价体系应该发生变化吗？
　　乔翠霞：确实要改变过去单方面塑造“铁人”式领导模范的思维定势，培育“新型官员”，官员形象更加真实，更接地气。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尝试，比如在做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希望把“德”这一块放进来。
　　新京报：但“德”这样的标准很难量化？
　　乔翠霞：确实，是很难的问题。怎么解决，也需要很多思考。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八项规定后，大吃大喝确实少多了，官员之前可能是不愿意应酬，但不得不，现在是不能做。比如我和学生谈话，问八项规定后他们家庭生活有无改变，他们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家里人吃饭多了。这种家庭的回归，我觉得就应该是纳入考核的。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今后继续做类似的调查？
　　乔翠霞：我们一直觉得这个题目有价值，希望做一个大的课题，长期去关注官员群体，过两三年，长期追踪，比如通过追踪反腐形势给官员带来的变化，去揭示群体背后的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