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第一动力总是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但这是相对于他们在农村的收入和工作的。由于技能相对较低，也缺乏在城市里的关系网络，进城之后，农民工从事的往往是那些更脏、更辛苦、更危险的工作。
    这个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在国际上，跨国的国际移民也一样是从事相对来说“3D”的工作。这里的“3D”是肮脏(dirty)、辛苦(demanding)和危险(dangerous)三个词的英文简称，在有些文献中，demanding也可能被另外两个D打头的词代替，有时是degrading（低下的），有时是difficult（困难）。
    为能有能力从事这五个D打头的词所刻画的工作，一般来说，不管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总是比目的地的居民平均来说更为健康。数据显示，在中国，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平均来说比城市居民更健康，也比他们留在家乡的同乡更健康。同样从数据上来看，在国际移民里面始终有一个现象，叫移民的“健康耗损”效应，也就是说，由于移民所从事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差，所以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来面对更恶劣甚至危险的工作环境，从而带来对健康的消耗。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健康耗损更为严重，起初的健康优势逐渐消失。
    中国农民工有没有健康耗损
    我和我的学生周小刚最近研究了中国移民的健康耗损问题。我们的发现非常有趣（请原谅我使用研究者的口头禅），事实上，这个“有趣”仅仅意味着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事实，但这些事实并不“好玩”，相反却有些沉重。
    我们的研究的第一步是将那些仍在城市里呆着的移民与本地居民进行比较，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并没有发现长期呆在城市的移民出现了更严重的健康耗损。难道这表明中国的国内移民没有遭遇更严重的健康耗损？果真如此，中国出现的现象就真是与众不同，而且是伟大成就了。
    研究者如果在这里止步，那就太天真了。事实是，在中国的现阶段，大量农民工进城从事的是制造业和建筑业，2013年，这两个行业的农民工在农民工总数中分别占31.4%和22.2%，而这些行业都是符合上述五个D的重体力活，对农民工的健康耗损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农民工在城市并不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率仅分别为28.5%和17.6%。健康保障较差的另一个结果是，不少农民工生病了之后得不到及时救治。早在2005年底，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开展的一次为农民工免费体检的爱心活动就发现，40%左右的农民工带病上岗。我们没有查阅到更新的数据，但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率低却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量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在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回到了老家，而一直留在城市里的则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人群。正是因为这样的“选择性”效应，才出现了前面说的那种情况，似乎留在城里的年龄大的农民工并没有表现出更严重的健康耗损效应。
    换句话说，这种表面上与众不同的“成就”，其实只是一个童话，其现实版本是，大量农民工进城，为城市消耗了他们的青春和健康，而他们在进入中年以后，却回到了他们的家乡。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存在着某种筛选，相对健康的留下了，而不健康的负担却抛还给了农村。
    为什么健康欠佳的农民回了老家
    导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健康变差后更容易返乡的影响因素较多，劳动保护不健全是其中之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率非常低，2013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为41.3%。另外，再以建筑工人为例，2011年清华大学等高校组织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调研结果表明，高达75.6%的建筑工人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亦有65.6%的人员自己并不拥有劳动合同文本。在劳动合同保护缺失的情况下，显然健康较差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更容易因难以继续在城市工作而返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异地就医报销难，是健康较差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更容易返乡的另一个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拥有的医疗保险大多为新农合保险，而新农合为县级统筹。在新农合实施之后的几年间，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尚不能实现跨县异地就医实时结报。在这种情况下，参保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如需在外县务工地就医，他需要先回户籍地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办理转诊手续，然后在外县务工地医疗机构垫付医疗费，最后才能回户籍地报销。至2013年底，虽然全国多数省份已经实现了新农合省内异地就医实时结报，但是仍必须办理转诊手续。转诊手续及垫付医疗费的存在显著增加了异地就医的麻烦，对健康较差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而言，选择返乡治病显然更为合理。另外，新农合跨省异地就医目前还不能实时结报。
    最后，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也可能加剧健康较差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更容易返乡的状况。如果不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身份歧视，那么，在不同行业的职业选择中，农民工选择性地进入健康耗损严重的行业的状况可能得到缓解。更重要的是，即使农民工在某些行业出现了健康耗损，如果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身份歧视可消除，他们也更可能转入其他对健康要求较低的行业继续工作。
    身份歧视何时休
    农民工将青春贡献给了城市，带走的是时不时被拖欠的工资，其中一部分人带着不健康的身体回到了故乡，这些现象的本质是城市社会中的身份歧视。
    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发来她所在的区即将对大量外来人口“全面开展五大专项整治”的消息。这一整治包括：1.群租整治；2.“六小行业”整治，整治对象包括小餐饮店、小食品经营店、小理发美容店、小旅馆、小公共浴室、小歌舞厅；3.“田间窝棚”整治；4.非法废品回收站整治；5.无证无序设摊整治。这一“整治”消息对每一类对象有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有具体的整治指标。但愿这样的整治不是要把为本地居民提供的廉价服务简单取缔，否则，结果将是原有的就业变成失业，原来的服务对象必须支付更高的服务价格来获得相关的服务。
    近来，我常常呼吁，我们的公共政策不仅应着眼于解决当下的困难，政府官员不能只想自己为官在任的几年，而更应着眼于未来国家发展的前景。如果不出特别大的意外，中国过不了多少年就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在人均收入指标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富有了，有没有做好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准备？看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并不是看它是否能够把国外免税店里的奢侈品一扫而空，而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特别是相对弱势的群体能否得到公共政策的公平对待。而在中国当下，我们有太多的公共政策仍然把人群区分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公共政策的设计仍然在保护本地人的利益。
    如某大城市，甚至有关农业生产补贴的发放，都要讨论应该将这个钱发放给本地户籍的事实上已经不种地的农民，还是发给那些从本地农村居民那里租地来种的外来居民。如果我们的公共政策只是为了提高具有本地户籍人口的收入，那不如直接发钱就算了，要知道农业补贴的根本目标是为了鼓励事实上在种地的农民去种粮食，而这个政策目标跟种地的人是谁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还处于这样的低水平，那么，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要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是否已经无愧于大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