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历史文献典籍 推动城市文化建设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 时间:2014.10.1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广州是一座有2200多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岭南文化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现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当代改革开放前沿地,也是中外文化交融交汇之地,文化资源底蕴丰厚、文化典籍众多。但由于年代久远,水火摧残,很多文化典藏、古籍老化破损严重。为系统梳理珍贵历史文化资源,汲取南粤大地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为今天推动广州城市文化建设增添活力,再生性保护古籍刻不容缓。2005年始,广东省文化厅、广州市委宣传部着手开展《广州大典》编纂工作,历经十年艰苦磨砺,《广州大典》将于2015年4月全面完成编纂出版印刷工作。
编纂出版《广州大典》,是传承历史文献典籍、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散落在世界各地图书馆的广州文献典籍,就是广州寻找自身历史渊源、厘清自身发展脉络,更好地走向未来的“根”和“魂”。《广州大典》就是一套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
《广州大典》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传承价值,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的集成。广东在历史上曾有两次整理文献的高潮,分别是阮元的学海堂整理、张之洞的广雅书局整理。在广雅书局之后的百余年,广州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的文献编撰与书籍刊印。《广州大典》第一次发掘性地将海内外珍藏的广州文献典籍尽收其中,系统地收录了1911年以前有关广州的著作、广州人的著作和广州版丛书3500余种,入选文献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数量之浩大,远远超过学海堂和广雅书局刻书总量,在广东文化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广州大典》编纂完成,相当于把广东历史上的文献典籍整理了70%,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历史文化典籍的保护、利用和开发。
《广州大典》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参考价值,抢救和保存了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大量珍稀文献。已出版的广州大典版《广雅丛书》,增加了附录《广雅翰墨》,收录了王贵忱先生珍藏的张之洞手稿,这些手稿首次对社会公布,弥足珍贵。史部杂史类收载《夷氛纪略》、《鸦片事略》、《烟海庚辛录》、《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红巾军新会围城记》、《粤氛纪事》等一批稿钞本,为研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时期广州政治军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大量广东咨议局的档案报告,是晚清立宪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子部农家类收录的番禺赵古农撰《龙眼谱》、《槟榔谱》、《烟经》是古代岭南关于这些作物的唯一专谱。这些文献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文献价值大,对地方学术文化研究裨益甚多。
《广州大典》具有独特的城市形象宣传价值,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提供了有效途径。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往往浓缩在其所在地域的文献典籍中。《广州大典》收录的文献来自海内外近百家图书馆和文献收藏单位,许多文献长期藏在深闺难得一见,而大典的整理编纂,使得一大批长期束之高阁的文献展露真容,化身千万。《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汇聚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广州珍贵文献,这个由分散到集中、由集中到广泛传播的过程,既传承弘扬了广州的历史文化,增强海内外研究者对广州历史文化的关注和兴趣,又能增进海内外对广州这个千年商都的全面认识,极大地提升广州的城市形象与文化影响力。
编纂出版《广州大典》,为各地大规模系统整理地方历史文献进行了有益探索
《广州大典》自2005年启动编纂工作以来,经过十年淬炼,终将广州2200多年的历史文献汇于一典。在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下,我们充分做好前期的调研和论证,积极汇聚各方力量,严格管理,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终于使这项凝聚了许多人辛勤汗水和聪明智慧的浩大工程得以顺利推进。具体有以下几点经验和体会: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大典编纂作为重大文化工程系统推进。广州市委、市政府秉持“文化遗产是根源、文化人才是根本、文化设施是根基”的理念,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把《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作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谋划推进,将该项目列为广州市“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文化工程。
深入调研、充分论证,为大典编纂提供科学依据。为确保大典编纂出版工作的严谨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我们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围绕大典编纂开展前期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一是开展全国出版界大型古籍图书影印编印情况调研,从工作机构、文献分类、编例、版本处理、目录编制、描修、配补、设计、定价、印数、销售等方面进行对比和分析,为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有力参考。二是发动社科界力量开展书目研究和文献普查,为确定编纂方案、广泛征集入典文献提供了科学依据。三是开展入选文献书目论证,广泛征求专家对选目的意见,多次召开研讨会进行充分论证,各部选目均经过十余次修改,甚至是数十易其稿。
凝聚力量、协同攻关,为大典编纂提供有力保障。一是省市通力协作组成编纂队伍,二是聘请权威专家给予指导,三是充分发挥各方力量进行协同攻关。我们建立了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提出底本征集要“全”、底本选择把关要“严”、组织管理要“细”、工作态度要“谦”、市场营销要“活”、全体参与人员要“廉”的六字方针;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如编辑部例会、编委会工作会议等制度。市委宣传部负责做好全面协调、全程督导、全力保障服务。
广泛发动、全面征集,确保入选文献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底本征集是《广州大典》编纂中最为困难的关键工作。数千种底本大部分集中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余分藏于海内外近百家文献收藏机构,征集十分困难。为加快进度,我们在征集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几个做法:一是积极争取文化部、国家图书馆及各文献收藏单位的支持;二是底本征集责任到馆、归口落实;三是底本征集、书目整理、底本扫描同步推进。十年来,通过多方努力,共征集到国内外77家图书馆4456种底本(包括木鱼书)。其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558种,中山大学图书馆246种,内地其他54家图书馆2450种,港澳地区3家图书馆27种,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外18家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珍藏175种。
编纂出版《广州大典》,为繁荣地方学术文化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州大典》是广州2000多年历史文化绵延发展、一脉相承的真实记载,是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以《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为契机,我们将全面开展“大典”深层次的推广研究与开发利用,为繁荣地方学术文化研究、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设立专项研究资金,开展深层次历史文化研究。《广州大典》记录了广州2200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迁发展的状况,是宝贵的地情信息资源。为充分发挥大典作用,我们于2013年设立了“《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金”,每年安排300万元,支持资助海内外学者关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和课题。两年时间共收到275项申报,经评审,共资助67个项目。大典全部出版后,我们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扶持和导向作用,鼓励和引导海内外专家学者积极利用大典丰富的文献资源,从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发掘与研究,组织开展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民俗学、城市史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深入研究收录文献的史料价值和丰富内涵,深入研究著者生平和文化贡献,深入研究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渊源与独特创造,深入研究广州历史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争取逐年出版一批学术价值高的研究成果,逐步培育“广州学”品牌,增强广州人的文化自信,提升广州的文化影响力。
成立大典研究中心,凝聚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文化人才是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根本。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培养人才,我们于2012年设立“《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重点研究基地”,组织中山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专家开展大典专项研究。借鉴基地的建设经验,我们考虑在广州图书馆成立广州大典研究中心,设事业编制,拨给专项经费,从事专职研究工作;同时以研究中心为依托,汇聚和整合广州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等机构人才力量和相关资源,深入系统开发和利用广州文献资源,条件成熟时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中心将立足长远,放眼世界,持续地、更广泛地收集与广州有关的历史档案文献、海外出版文献等,目前已启动《广州大典》(1911—1949、1949—1979)续修计划课题研究。研究中心还将发挥专业培训、文化交流、学术研讨等功能,力争在编纂出版古籍文献精品的同时,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古籍学术研究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
构建网络共享平台,开展全方位面向公众服务。文献典籍数字化和数字化资源开发是发挥大典文化学术功能的重要环节。我们依托广州图书馆,推进《广州大典》数字资源库(官网)建设。研发大典全文数据库,建立集文本、图片、声像为一体,提供网络信息查询、共享、交换功能的数字化特色文献信息数据库,使广大读者能通过网络平台浏览和欣赏广州珍稀古籍文献,提高《广州大典》的使用频率和效率。在大典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建设一个开放性的网络共享平台,及时呈现大典编研动态和研究成果,既作为专家学者整理、研究广州文献典籍的科研平台,也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的共享平台。通过网络共享平台,推动广州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交流与转化应用,增强大典的文化服务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相信,随着各地政府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文献资源的整理研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更加发扬光大,永久照鉴!
(作者:《广州大典》主编、广州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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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典》收录历代近2000位著者3500余种文献,分经、史、子、集、丛五部,共编成540余册、近3亿字。每册国际大16开、850余页。《广州大典》是由地方政府出巨资和组织,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联合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在全国尚属首创,体现了广州地方政府与图书馆部门对抢救地方历史文献的高度文化自觉。
大典编纂方针:“大致按《四库全书》的体例”,“能收尽收”,坚持“不编、不选、不校、不点”,影印出版,呈现最接近原貌的历史文献。
大典收录范围:内容方面,收录广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时间方面,收录文献下限为1911年,个别门类延至民国;地域方面,包括目前广州所辖区县级市和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顺德、东莞、龙门、新会、赤溪、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佛冈,以及香港、澳门地区。
编纂出版《广州大典》,是传承历史文献典籍、推动城市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散落在世界各地图书馆的广州文献典籍,就是广州寻找自身历史渊源、厘清自身发展脉络,更好地走向未来的“根”和“魂”。《广州大典》就是一套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
《广州大典》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传承价值,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的集成。广东在历史上曾有两次整理文献的高潮,分别是阮元的学海堂整理、张之洞的广雅书局整理。在广雅书局之后的百余年,广州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的文献编撰与书籍刊印。《广州大典》第一次发掘性地将海内外珍藏的广州文献典籍尽收其中,系统地收录了1911年以前有关广州的著作、广州人的著作和广州版丛书3500余种,入选文献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数量之浩大,远远超过学海堂和广雅书局刻书总量,在广东文化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广州大典》编纂完成,相当于把广东历史上的文献典籍整理了70%,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历史文化典籍的保护、利用和开发。
《广州大典》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参考价值,抢救和保存了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大量珍稀文献。已出版的广州大典版《广雅丛书》,增加了附录《广雅翰墨》,收录了王贵忱先生珍藏的张之洞手稿,这些手稿首次对社会公布,弥足珍贵。史部杂史类收载《夷氛纪略》、《鸦片事略》、《烟海庚辛录》、《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红巾军新会围城记》、《粤氛纪事》等一批稿钞本,为研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时期广州政治军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大量广东咨议局的档案报告,是晚清立宪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子部农家类收录的番禺赵古农撰《龙眼谱》、《槟榔谱》、《烟经》是古代岭南关于这些作物的唯一专谱。这些文献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文献价值大,对地方学术文化研究裨益甚多。
《广州大典》具有独特的城市形象宣传价值,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提供了有效途径。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往往浓缩在其所在地域的文献典籍中。《广州大典》收录的文献来自海内外近百家图书馆和文献收藏单位,许多文献长期藏在深闺难得一见,而大典的整理编纂,使得一大批长期束之高阁的文献展露真容,化身千万。《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汇聚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广州珍贵文献,这个由分散到集中、由集中到广泛传播的过程,既传承弘扬了广州的历史文化,增强海内外研究者对广州历史文化的关注和兴趣,又能增进海内外对广州这个千年商都的全面认识,极大地提升广州的城市形象与文化影响力。
编纂出版《广州大典》,为各地大规模系统整理地方历史文献进行了有益探索
《广州大典》自2005年启动编纂工作以来,经过十年淬炼,终将广州2200多年的历史文献汇于一典。在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下,我们充分做好前期的调研和论证,积极汇聚各方力量,严格管理,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终于使这项凝聚了许多人辛勤汗水和聪明智慧的浩大工程得以顺利推进。具体有以下几点经验和体会: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大典编纂作为重大文化工程系统推进。广州市委、市政府秉持“文化遗产是根源、文化人才是根本、文化设施是根基”的理念,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把《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作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谋划推进,将该项目列为广州市“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文化工程。
深入调研、充分论证,为大典编纂提供科学依据。为确保大典编纂出版工作的严谨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我们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围绕大典编纂开展前期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一是开展全国出版界大型古籍图书影印编印情况调研,从工作机构、文献分类、编例、版本处理、目录编制、描修、配补、设计、定价、印数、销售等方面进行对比和分析,为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有力参考。二是发动社科界力量开展书目研究和文献普查,为确定编纂方案、广泛征集入典文献提供了科学依据。三是开展入选文献书目论证,广泛征求专家对选目的意见,多次召开研讨会进行充分论证,各部选目均经过十余次修改,甚至是数十易其稿。
凝聚力量、协同攻关,为大典编纂提供有力保障。一是省市通力协作组成编纂队伍,二是聘请权威专家给予指导,三是充分发挥各方力量进行协同攻关。我们建立了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提出底本征集要“全”、底本选择把关要“严”、组织管理要“细”、工作态度要“谦”、市场营销要“活”、全体参与人员要“廉”的六字方针;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如编辑部例会、编委会工作会议等制度。市委宣传部负责做好全面协调、全程督导、全力保障服务。
广泛发动、全面征集,确保入选文献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底本征集是《广州大典》编纂中最为困难的关键工作。数千种底本大部分集中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余分藏于海内外近百家文献收藏机构,征集十分困难。为加快进度,我们在征集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几个做法:一是积极争取文化部、国家图书馆及各文献收藏单位的支持;二是底本征集责任到馆、归口落实;三是底本征集、书目整理、底本扫描同步推进。十年来,通过多方努力,共征集到国内外77家图书馆4456种底本(包括木鱼书)。其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558种,中山大学图书馆246种,内地其他54家图书馆2450种,港澳地区3家图书馆27种,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外18家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珍藏175种。
编纂出版《广州大典》,为繁荣地方学术文化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州大典》是广州2000多年历史文化绵延发展、一脉相承的真实记载,是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以《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为契机,我们将全面开展“大典”深层次的推广研究与开发利用,为繁荣地方学术文化研究、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设立专项研究资金,开展深层次历史文化研究。《广州大典》记录了广州2200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迁发展的状况,是宝贵的地情信息资源。为充分发挥大典作用,我们于2013年设立了“《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金”,每年安排300万元,支持资助海内外学者关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和课题。两年时间共收到275项申报,经评审,共资助67个项目。大典全部出版后,我们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扶持和导向作用,鼓励和引导海内外专家学者积极利用大典丰富的文献资源,从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发掘与研究,组织开展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民俗学、城市史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深入研究收录文献的史料价值和丰富内涵,深入研究著者生平和文化贡献,深入研究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渊源与独特创造,深入研究广州历史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争取逐年出版一批学术价值高的研究成果,逐步培育“广州学”品牌,增强广州人的文化自信,提升广州的文化影响力。
成立大典研究中心,凝聚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文化人才是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根本。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培养人才,我们于2012年设立“《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重点研究基地”,组织中山大学、广州大学、中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专家开展大典专项研究。借鉴基地的建设经验,我们考虑在广州图书馆成立广州大典研究中心,设事业编制,拨给专项经费,从事专职研究工作;同时以研究中心为依托,汇聚和整合广州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等机构人才力量和相关资源,深入系统开发和利用广州文献资源,条件成熟时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中心将立足长远,放眼世界,持续地、更广泛地收集与广州有关的历史档案文献、海外出版文献等,目前已启动《广州大典》(1911—1949、1949—1979)续修计划课题研究。研究中心还将发挥专业培训、文化交流、学术研讨等功能,力争在编纂出版古籍文献精品的同时,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古籍学术研究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
构建网络共享平台,开展全方位面向公众服务。文献典籍数字化和数字化资源开发是发挥大典文化学术功能的重要环节。我们依托广州图书馆,推进《广州大典》数字资源库(官网)建设。研发大典全文数据库,建立集文本、图片、声像为一体,提供网络信息查询、共享、交换功能的数字化特色文献信息数据库,使广大读者能通过网络平台浏览和欣赏广州珍稀古籍文献,提高《广州大典》的使用频率和效率。在大典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建设一个开放性的网络共享平台,及时呈现大典编研动态和研究成果,既作为专家学者整理、研究广州文献典籍的科研平台,也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的共享平台。通过网络共享平台,推动广州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交流与转化应用,增强大典的文化服务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相信,随着各地政府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文献资源的整理研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更加发扬光大,永久照鉴!
(作者:《广州大典》主编、广州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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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典》收录历代近2000位著者3500余种文献,分经、史、子、集、丛五部,共编成540余册、近3亿字。每册国际大16开、850余页。《广州大典》是由地方政府出巨资和组织,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联合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在全国尚属首创,体现了广州地方政府与图书馆部门对抢救地方历史文献的高度文化自觉。
大典编纂方针:“大致按《四库全书》的体例”,“能收尽收”,坚持“不编、不选、不校、不点”,影印出版,呈现最接近原貌的历史文献。
大典收录范围:内容方面,收录广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时间方面,收录文献下限为1911年,个别门类延至民国;地域方面,包括目前广州所辖区县级市和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顺德、东莞、龙门、新会、赤溪、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佛冈,以及香港、澳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