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所谓“教育革命”。这年的“教育革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展红专大辩论，用当时流行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方式，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组织学生编教材、编讲义；二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搞不同形式的勤工俭学，在“大跃进”高潮中发展到组织师生大炼钢铁，大办各类工厂；三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办教育，实现各类教育的“大跃进”，特别是不顾条件开办一大批高等院校。

“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为“大跃进”作最后动员的一次会议。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多次讲到“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他在5月8日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当然，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如列宁向第二国际的标新立异，另插红旗。旗帜横竖都要插的。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有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5月2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专门讲到了“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者是灰色的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现在有少数落后的合作社、工厂、机关、学校，它们那里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指明红旗和白旗是什么，但八大二次会议结束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实际上把什么是红旗说得很明白了。“红旗”就是总路线，也就是搞“大跃进”，就是多快好省；“白旗”者，乃与总路线、“大跃进”相抵触的思想观点及人和事，就是所谓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红旗”与“白旗”的区分，就在于要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办得快些好些。凡是不赞成或反对“大跃进”者，就是插的白旗，就应当拔掉。“拔白旗”也就是对反对或消极对待总路线、“大跃进”者采取组织措施。拔旗的方法，就是当时流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四大”）。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拔白旗”运动，一些对“大跃进”有抵触情绪的干部群众被当做“白旗”而遭批判。所以“插红旗、拔白旗”的过程，也就是进一步发动“大跃进”的过程。

根据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插红旗、拔白旗”的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就成为“拔白旗”运动的主要内容，当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几乎全被当做“白旗”而被批判过。当然，“拔白旗”仅仅是“破”，即破除了对专家教授的迷信，但同时还需要“立”，而组织学生和青年教师编教材、写专著，就成为“插红旗”的重要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在这年曾被誉为“教育改革中的一面红旗”。北师大之所以成为“插红旗”的典型，是因为该校在教学改革中“大搞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制订新的教育大纲。

何谓“三结合”？即系党总支、教师、学生结合起来，共同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在这三者中，党总支无疑是新大纲的领导者，而教师和学生的“结合”，便是各编一套大纲，比较优劣，实际上也就是师生唱对台戏，看谁的戏唱得好，评委就是党总支。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改革，是从这年6月中旬开始的，“学校党组织横扫自卑和对旧专家的迷信，发扬共产主义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风格，全校10个系由党委会和10个总支66个支部挂帅，积极领导这一运动。改变过去修订大纲、编写讲稿由少数人包办的专家路线，放手发动全校所有的青年教师和4000多个学生，大家共同搞这一项工作”。这次教学改革“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十分激烈”，部分教师特别是老教师，“仍站在原有的框子里，瞻前顾后，扭扭捏捏，枝枝节节地修修补补不作本质上的改革”。为此，学校采取了“打擂台”或“对台戏”的方式。前者是教师和学生就同一课程分头准备提纲，然后在一起讨论，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制订一份新的教学大纲；后者是学生和教师各拟订一个或几个提纲，然后师生的提纲都摆出来，进行评比，开展辩论，选出其中较好的一个为基础共同修改定案。

该校中文三、四年级部分学生，“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在中文系党总支直接领导下，成立“中国古典文学改革小组”。大纲编写过程中，学生们按照中国古典文学的阶段，把35个人分为8个战斗组，分头到学校和北京市有关的图书馆、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等处找材料、抄材料，“在四五天的时间里，四年级的26人共看了291册书”。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人读了11本书。不但如此，有的书“连老教授都没有看过”。至6月29日，学生的教学大纲初稿完成，但发现元朝文学这一部分还不满意，于是又分工去看有关的文学史材料，“一夜之间重新赶写出来”。仅仅7天时间，一部新的古典文学大纲就写成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师生唱对台戏的方式编写教学大纲闻名，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则因学生编文学史而声名远播。北大中文系60个学生分成了先秦组、魏晋南北朝组、隋唐五代组、宋元组、明清组、近代组，然后分头找资料，分工写作。经过30多天时间，一部长达7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书稿写成了。这部书的前言，一开始就批判资产阶级学者“仍然迷恋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顽固地坚守着个人学术独立王国”。接着宣布“我们这些站在党的红旗之下的无产阶级学术的新兵”，要“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并在这场严重斗争里，把自己锻炼成插红旗、拔白旗的社会主义科学大军中的坚强战士”。这部书刚刚写成，就引来了一片赞美声。

中文系的学生编提纲、讲义，历史系的学生也就发挥自己所长，写历史，欲与“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比高低。北大历史系亚非史专门化（即专业）的11个学生，突击半个月，完成了20万字的《阿拉伯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二年级一班的学生写出了《北京清河制呢厂厂史》；二年级二班编写了《安源路矿史》；就连一年级学生也苦战20天，完成了《祖国大跃进一年》的初稿。

复旦历史系的学生通过一周的创造性学习运动，打破了迷信专家的思想，“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不仅写出了全部基础课的新教学大纲，“还编写出了许多门尚是空白学科的大纲”，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事日志初稿》《新艾森豪威尔主义批判》《论中近东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等。“这些著述，一反以往的恶习，数量上是今多于古，而且大多数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

南开大学历史系青年师生编出了《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论历史科学》，还编写了中东、北非、拉丁美洲、东南亚民族解放斗争史及大事记，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美帝侵华史》《纸老虎现形记》《雷海宗反动政治学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等。

据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介绍，交大船舶制造系的青年学生，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写出了百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其中，二年级的部分学生用6天时间编出了一本长达42万字的《理论力学》，二年级的22个学生用10天的时间编写出了22万字的四年级用《造船工艺学》，三年级的部分学生用7天时间编出了7万字的《船舶阻力》。

吉林大学苦战六周，全校共编写136门课程的346种教材，总字数达2500万字。“这些教材的共同特点是从实际出发，打破旧体系，建立新体系，有许多是质量较高的。”这样数量庞大的教材，都是根据自编、自审、自刻、自校、自印的“五自”要求，由各编写小组刻印出来。其中，中文系四年级全班24个学生经过10昼夜苦战，翻阅参考书532种、1000多册，即每人查阅了40多本参考书，平均一人一天查阅4本。从7月底到8月中旬，也就是20天的时间，一本“崭新的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以民间文学为正宗”，长达12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教学大纲就编出来了。接着，80万言的古典文学史讲义初稿也写出来了。

据当时的报道，南京大学学生编写教材也是硕果累累。法文专业四年级16个学生，在4天中编写了一本《法语会话》教材；德文专业四年级编就了全部德华词典卡片；俄文专业四年级编成了俄文专业教学计划和俄语词汇教学大纲；英文专业四年级编成了语法教材；中文系四年级编成了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地貌专业四年级编成了第四纪地质教学大纲，如此等等。在不长的时间里，南京大学共编就3250项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具。

1959年上半年在纠“左”的过程中，中共教育部党组曾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编写讲义问题的意见》，虽然肯定“教育革命”中学生和青年教师编写教材与讲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指出，学生因忙于编写讲义，以致妨碍对各门课程的正常学习，加之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知识准备不够，因而编出来的讲义往往不尽合用。为此，教育部党组提出：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学校所规定的各科课程，时间和精力应放在学习功课上，除了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在不影响功课学习的前提下，可以参加一部分编写讲义和编纂资料的工作外，一般学生，特别是一、二年级学生，除特殊情况外，不要发动其参加编写讲义的工作。编写讲义主要是教师的责任，教师在编写讲义的过程中应当适当听取学生的意见，不要让学生为编讲义而编讲义，应当给教师以充裕的时间进行备课、编写讲义，从事各种研究和写作活动。各科有现成讲义可用的，应一面讲授一面修订，不一定都要用自编的讲义。

中共中央于同年5月24日批转了教育部党组的这个《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对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其转发给各高等学校党委，督促各校检查执行。按照这一要求，各校学生自编讲义、教材的工作基本上停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