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全球目光将聚焦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缔约方大会上。此次大会重点是削减诸如二氧化碳等将对气候产生长期影响的排放物。而对于大会并未设为重点关注的甲烷等在较短周期内污染大气的排放物的减排问题，瑞士保罗·谢乐研究所（the Paul Scherrer Institute）专家茱莉亚·施梅尔（Julia Schmale）与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德鲁·辛德尔（Drew Shindell）等在《自然》杂志官网发表文章，对国际联合治理减少短周期空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短周期空气污染物严重危害健康

　　短周期空气污染物不但使空气质量变差，而且会引发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在环境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中，短周期空气污染物可谓“祸首”。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卫生事务助理霍华德·K.科赫博士（Dr. Howard K. Koh）表示，许多权威数据表明，空气污染已成为公共健康的主要威胁和全球最大的单一环境健康风险。到21世纪中叶，空气污染和热岛效应将极大增加全球各个城市的环境负担。此外，空气污染还会破坏生态系统和农业。

　　当前在国际治理领域，针对空气质量方面的立法严重不足。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疗与公共健康学院教授杰克·C.韦斯特曼（Jack C.Westman）提出：“化石燃料、烟尘和有毒物质不断地污染着空气，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施梅尔等学者预计，如果在2030年之前能将短周期空气污染物减少一半，将大大减少因空气问题给人们带来的健康与安全困扰。

　　通过协调行动推进空气治理

　　尽管人们拥有改善空气质量的美好愿望，但是在治理空气问题上，人类没有其他选项：必须在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方面展开协调行动。实践证明，空气治理具有可操控性。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由于采取了限产限行等措施，中国华北地区空气质量出现了大幅提升。

　　短周期空气污染物往往与二氧化碳共同作用，危害空气质量和人类健康。因此，城市与上一级行政单位的联合治理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市政部门和地区行政单位之间应建立专门的管理队伍来推动区域联合减排战略的达成。同城市与地区之间一样，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空气治理战略也需要相应的协调和加强。比如说，北极地区各方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因为北极地区的空气污染物主要来自于一些低纬度国家。因此，在制定和应用相关政策时要考虑从城市到全球的各个层面。

　　极端环保理论不可取

　　施梅尔和辛德尔等学者认为，国际社会对短周期空气污染物威胁、危害的认识和重视依旧不足、治理措施低效。他们呼吁：在2015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学界须公开反对将短周期空气污染物排除在讨论议程之外。因为上千万人的生命正在遭受空气污染的威胁，农业、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也会因空气污染而蒙受损失。韦斯特曼强调，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巨额医疗支出相比，治理空气的花费是微不足道的。

　　对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学界存在几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南开大学教授付成双向记者介绍说，德国学者胡伯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比较乐观的非零和理论。该理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非对立关系，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国际间依靠科技手段治理环境问题，已有成功的先例，比如北美以及西北欧这两个区域联合治理酸雨，即是一例。

　　“然而，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依靠技术解决，更要从观念上入手解决环境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和努力。”付成双说，美国伦理学家利奥波德认为，当一件事情有利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物种多样性，这件事情就是善，反之就是恶。这种理论是一种较平和的、非极端的理论。极端的环保理论倾向于为了保护环境不谋求发展，这也是不可取的。从宏观着眼，人类不能单纯为了发展而发展，在谋求自身合理发展时要有一定的度，要限制自身的贪欲。除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需要外，要为其他物种和环境留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