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能神经外科领域，他的故事就是一部传奇。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从一个优秀的医学专家到一个杰出的学科带头人，他在十多年前首次把代表着功能脑病治疗尖端技术的“细胞刀”技术从美国引入国内，极大地提高了帕金森病手术治疗的有效率，让无数中国患者在神奇的“细胞刀”治疗后，肌肉不再震颤僵直，失去的生活工作能力得到了恢复。　　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李勇杰教授，头顶着中国“细胞刀”第一人的光环，要将自己炼成“科学家型医生”。

 
          .追求高水平医学 走近“细胞刀”技术　　李勇杰是个不甘停懈的人，求知的步伐未曾停下过。他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的言传身教坚定了他求学的方向。1979年，母亲的一句“咱家出一个医生就好了，你就学医吧”，让李勇杰与医学相伴一生。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他又师从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乔建天教授攻读研究生，199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一切似乎就这样安顿下来，他越来越喜欢治病救人的成就感，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单位还给他分了房子。然而，安于现状不是他的风格，专业知识愈是增长，李勇杰愈清醒地感到自己视野的狭窄。国内医学科技数十年止步不前，早已与国际最尖端的技术水平形成断层，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煎熬。他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内心不曾遗忘的梦想——走出去感受外面不一样的风景。　　由于在神经外科学和神经电生理学两个领域的历练，美国排名第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向李勇杰伸出了橄榄枝，资助他赴美进行博士后研究。在那里，李勇杰走近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俗称“细胞刀”技术。他清楚地记得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原发性震颤症女患者，那天是丘脑切开手术，脑内准确定位后，毁损开始，几秒钟之内，患者右手剧烈的震颤消失了。李勇杰问她感觉如何，她一言不发，盯着手翻来覆去端详了许久，双眼突然涌出泪水：“oh,it stopped.Look,after 10 years!Oh,my God!”（哦，它停下来了。10年了，我的上帝！）  　　李勇杰被这种立竿见影的手术疗效深深吸引了，那一刻的震撼是如此强烈而复杂，整个世界的喧嚣都好像静了下来，他听到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一定要掌握这项技术！”这种渴望像挥之不去的精灵整日跟随着他，让他时时处于亢奋状态。他更觉得冥冥之中自己就是为“细胞刀”才来到这里的。 
　　1995年3月，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李勇杰目不转睛地看着享誉世界的神经外科医生Robert P．Iacono教授用“细胞刀”给一位帕金森病患者做手术。凭着在神经电生理技术方面的功底，李勇杰从电视屏幕上注意到一个细节——术中电信号噪音太高。李勇杰断定可能是电生理系统的设定不太合理，与高频电刀干扰的手术室环境不适应，需要更好地屏蔽。当晚，他就写信给Iacono教授，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技术改进的看法。这个大胆的举动引起了Iacono教授的注意，很快给他回了信，并发出了工作邀请。　　就这样，李勇杰加盟Iacono教授所在的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走近了“细胞刀”技术。在Rome Linda大学医学中心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见证了无数成功的手术，目睹了太多从轮椅上重新站起来的帕金森患者的感激和泪水，也掌握了有关“细胞刀”的全部技术，更得到了连美国人都孜孜以求的终身职位和充足的科研资金，一时间，事业与生活无不春风得意。
        放弃海外优越生活 带“细胞刀”技术回国   然而，刚三十出头的李勇杰此时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谁都曾有过少年时的梦想，青年时的信念，并为此燃烧激情。来美之初，李勇杰的目标是做一名神经外科的研究人员，但随着“细胞刀”的运用，李勇杰发现既然先进的技术已摆在面前，如果能掌握它，并运用之为祖国服务，这岂不是一条更有效的捷径？　　他知道在遥远的祖国，帕金森病发病率已达1‰，对于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他们正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逐渐丧失工作和生活能力，一步步走向残疾、瘫痪……而这一先进手术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如果将这项新技术带回去，一定能造福国人！”回国的想法日益强烈，李勇杰坚信自己这颗理想的种子只有落在祖国的土地上，才能生根发芽，他要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的功能神经外科研究与治疗中心。　　1998年，李勇杰毅然回国，当时正是他在国外生活得最好的阶段。那个时候，他经历了初到异乡的不适，生活逐渐平稳并开始殷实起来，更重要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钻研功能神经外科学。那时候出去的人都绞尽脑汁想留在国外，因此，回国的决定无疑如静湖投石，激起千般涟漪，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如此“异类”的选择，第一反应就是“李勇杰是个不安分的人”。对于别人的质疑，李勇杰很坦然，“我总觉得应该尝试去挑战新的东西才能获得快乐。就像人碰到了天花板，再也无法跳得更高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寻找新的出口，进行新的尝试。你如果很清楚地知道将来的样子，还有什么意思？”  　　1998年，作为中国驻美领事馆“留学尖子人才”，带着梦想回国的李勇杰选择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随后推动宣武医院与美国Loma Linda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临床治疗和科研机构。回国后手术的成功在意料之中，然而引起的反响却是李勇杰始料未及的。中央电视台对他做了详实的专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健康报》等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冠之以“中国‘细胞刀’第一人”之称。无意之中，李勇杰成了宣武医院人才引进战略成功的范例，也成了当时各医院引进海外留学人员的典范。从此，被患者称作“细胞刀”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疗法风靡全国，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也被美国帕金森病基金会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心”，成为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临床机构。    说起这10多年的工作，李勇杰淡淡一笑，“‘细胞刀’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们早已开始运用更前沿的技术手段治疗更多的疾病。”李勇杰在不断思索今后的道路，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科学家型的医生：“不是简单的一个医生，而是要做研究搞创新，要有科学家的头脑，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司空见惯的。”
          .“终点站”造福无数患者  为“半截人”彭水林创奇迹   在众多病人中，为给家人看病而跑遍大江南北变得一贫如洗的家庭数不胜数。每每遇到此类求医者，李勇杰心情都无比沉重。几经考虑，李勇杰提出了“终点站”概念。“我希望可以告诉患者，不要病急乱投医，这里解决不了，其他地方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李勇杰希望给这些患者一个信念，让他们心里更踏实些。李勇杰心里很清楚，要想让病人甚至同行真正认同自己“终点站”的概念，就必须拓展功能神经外科的内涵和外延。    李勇杰带领他的团队不断追踪世界领域在功能性脑病的最新动态，改良技术方法，提升治疗水平，拓展治疗范畴。1999年3月，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应用丘脑底核毁损技术治疗帕金森病获得成功，同年又开展脑深部电刺激技术（脑起搏器治疗术）治疗帕金森病。1999年5月，首例全身性扭转痉挛的手术获得了成功。1999年下半年，首例痉挛性斜颈、舞蹈症以及抽动秽语综合症等的手术相继获得了成功。李勇杰在创造性地把手术的治疗范围拓展到其他运动障碍性疾病之后，又开始了手术治疗癫痫和疼痛的工作，至今已拓展到30多种功能性脑病。研究所形成了以疼痛中心、运动障碍中心和癫痫中心为核心，面瘫、面肌痉挛以及精神外科为分支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学科构架，成为国内最大的功能性脑病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自2009年起，研究所的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治疗量达到全球第一，成为“脑深部电刺激全球最大治疗中心”。 
　　随着名声越来越响，李勇杰的“终点站”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慕名而来的疑难患者更是数不胜数。张贵忠是一名帕金森症患者，患病11年，一直靠药物控制病情，但随着病情的发展，他的颤抖越来越严重，生活也不能自理。药物的副作用越来越大，服药后僵直的他只能卧床，从军的儿子为了照顾父亲不得不退伍回家。李勇杰主任为他进行了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成功植入脑起搏器，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当颤抖多年的张贵忠平稳走出病房时，他的家人流出了欣喜的眼泪。  　　在功能神外的病房里，有着许多“特殊”的病人，彭水林就是其中的一位。    彭水林在7年前被一辆大货车拦腰轧成两段，原本身高168厘米的老彭只剩下上半身的78厘米，他以惊人的毅力闯过生死大关，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成为了世界罕见的高截位存活者，被人形象地称为“半截人”。然而，一种奇怪的疼痛始终折磨着他，明明肚脐以下什么都没有了，可老彭能清楚的感觉到身体残端常常袭来剧烈疼痛，7年的折磨让这个坚强的人有了轻生的念头。一个腰部以下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了臀部的“半截人”，身体残端良好愈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感觉到身体残端的剧烈疼痛呢？李勇杰说这种疼痛医学上称为截肢痛，他和他的团队为彭水林进行了脊髓电刺激手术，也就是在老彭的脊椎中段安放一个电极装置，刺激他的脊髓神经，让疼痛无法从脊椎下部传输到大脑皮层中，这样老彭就不会感觉到肢体的疼痛了。“这简直是个奇迹！我不疼了！”术后的彭水林终于告别了伴随他7年的止痛药。
       17年孜孜追求世界水平 打造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　　李勇杰常提到“境界”这个词，他说当医生有几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学会看病做手术的本事，能为病人解决一些问题；第二个境界是不仅能独立地承担一些临床工作，甚至有一定的名气；第三个境界是意识到就算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批量”地治疗病人，必须借助一个团队的力量，这个境界是当医生的最高境界。　　治疗的患者越多，李勇杰越感觉到，纵使自己有天大的本事，可以治疗的人也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打造出一支有世界水平的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才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随着研究所不断发展和壮大，李勇杰开始转换角色，从“运动员”向“教练员”和“裁判员”发展，工作重心也随之进行了适时调整，从刚回国时90%的精力用于做手术、查文献、写论文，到现在60%的时间都会用于规划研究所的学科发展。　　学科要想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李勇杰选“队员”时，在人品方面要求很高。“最根本的一点，他必须是好人，必须诚实，要有很好的是非观。如果没有善良之心，他就不会很好地对待同事和患者；如果没有合作、没有诚信，也就不会有什么团队精神。”李勇杰说，做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首先是“仁者爱人”，胸怀仁爱之心。他常常告诫自己，面对手术刀下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脑组织要深怀敬畏之心。他也告诉年轻大夫们：“人家能放心地把脑袋交给你摆弄，是因为你沾了医院的光，是医院的名声给了你信任感和荣誉，否则你到大街上给人家剃头，人家都未必信任你。” 　　17年里，李勇杰和团队努力营造并践行着这样的理念，让10万余患者得到了世界水平的医治，得到最人性化的服务和最坚定的心理支持，手术治疗近15000例，有效率达到98%以上。患者除了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还有来自美国、日本的远道求医者。研究所从帕金森病的治疗入手，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发展、引进、消化、吸收和提升新技术、新疗法，已逐渐将技术运用于其他运动障碍病，又马不停蹄地拓展了癫痫、疼痛、脑瘫以及精神外科领域。　　回顾十多年来的工作，李勇杰是这样评价的：“发展得比当初想象的还要好。”最让他自豪和骄傲的，莫过于业已成型的团队，“我当时回国的想法是有一个自己小的团队来做帕金森病手术治疗。没想到我们现在做的内容远远不止帕金森这一项。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队伍已经由我回国创业时的一个人，扩增至一百多人。大家各司其职，即使我不在，研究所的工作仍旧正常运行。带领这样一个团队，经常让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我对未来信心百倍，憧憬多多。”单纯做一个帕金森病专家、一个癫痫外科专家、一个疼痛医学专家，甚至许多疾病方面的专家，都不能诠释李勇杰的理想。做一名有科学家气质的医生，带领一支技术过硬的团队，为医疗领域创建新技术、新管理和新模式，才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现在，他还在不断地探索，发展和壮大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