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梁　伟
　　1995年6月17日,在首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首次颁发了“全球土地退化和荒漠化防治成功业绩奖”,全世界选送了80个项目,最终只有8个项目获此殊荣,其中,中国获奖的2个项目均来自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站,分别是“策勒县流沙治理试验研究”和“流沙地、盐碱地引洪灌溉大面积恢复柽柳造林技术”。
　　20年之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团再探中国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研究站时,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环境规划署副执行主任易卜拉欣·逖奥赞叹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年前颁发给策勒站的‘全球土地退化与荒漠化防治成功业绩奖’是值得的”。
　　“联合国官员之所以说值得,是因为20年前防治荒漠化成功了,20年后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不仅保住绿洲,还使其扩大且更健康。”作为新一代策勒人,桂东伟是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培养的博士,也是现任策勒站副站长。在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所做完访问学者后,他放弃众多选择,没有丝毫犹豫回到策勒,接过“父辈的旗帜”。他说,“我将继续致力于使绿洲与荒漠‘和平共处’,用我们的研究改变或影响着这块区域!”
　　沙漠之中的绿色奇迹
　　策勒,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昔日“丝绸之路”南道重镇,离乌鲁木齐1400公里,距北京4000余公里。上世纪80年代初,风沙逼近离县城边缘1.5公里处。
　　沙临城下,绿洲告急。受命于危难之时,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在1983年成立策勒沙漠研究站。以张鹤年、刘铭庭、张希明、雷加强为代表的科学家,奔赴风沙前沿,开始了科技防沙治沙、“沙退人进”的艰辛历程,让这里成为我国主要沙尘暴策源地的监测控制点、边疆生态建设和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试验研究基地、距离塔里木盆地南缘1400公里风沙线仅存的沙漠研究站。
　　30多年来,在几代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在治沙实践中积累技术,结合实际情况,探索采用生物防沙和工程防沙相结合的技术途径,建立起策勒绿洲外围的综合防沙体系。他们的工作,让策勒流沙前沿后退2至5公里,有效地保护了风沙前沿的38个自然村,解除了沙埋策勒县城的现实威胁,也使两万多亩耕地重见天日。
　　显然,桂东伟不是那一代拓荒者,策勒站建站的时候,他还只有6岁,对于站里的艰苦奋斗史只能听老一辈人说那过去的故事。
　　坦白来说,对绿洲生态与荒漠环境的研究,他也只有10多年的时间。然而,对于桂东伟来说,他是有“沙漠情结”的。
　　他出生在新疆博乐,大学毕业之后在当了几年计算机老师。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可是向来喜欢挑战的他无意中知道自己所在的学校有一个传奇式人物——生态学家潘晓玲。当年潘晓玲也做过几年中学老师,后来继续深造,终于成为新疆首位973的首席女科学家,从那一刻起,桂东伟就以潘晓玲为榜样,并立志考上她的硕士研究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桂东伟如愿以偿,成为潘晓玲的关门弟子,学习绿洲生态学,遗憾的是,潘教授在桂东伟读研究生第三年因病离世,但是桂东伟却至此再也没有和这门专业分开过。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考取新疆生地所的博士,攻读自然地理学专业,师从防沙治沙专家雷加强,那时雷加强还是策勒站的前任站长,他把桂东伟送进了最适合他的策勒站。
　　“2007年我来到站上,感觉这是全中国最落后的县城,特别小。我刚来那一天县城正在装红绿灯,每个路口都有三个警察在给农民讲‘红灯停,绿灯行’,农民有骑毛驴的,有骑自行车的,还有骑摩托的。”桂东伟说,“到了站上,感觉条件更差,生了锈的铁门加上一排小平房,围墙也是破破矮矮的。但是我知道很多前辈在这里书写了历史,创造了奇迹,我相信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在这里大有作为。那时候包括曾凡江站长在内的一个团队都会帮助你,只要你有新的想法,整个团队都会力挺你。”
　　最初在站上做实验的日子,虽然很辛苦,但桂东伟却感觉很舒服,每天很早就要出去取样,回来后对样品进行初步分析。
　　因为想研究绿洲扩张对土壤环境的影响,而土壤变化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要对各个年代的土壤进行取样,年份不同,荒漠植被也不相同。策勒绿洲相对面积比较小,需要土钻,桂东伟带着司机和一个师弟开着一辆皮卡车出去。每公里取六到七个点打井,每个点都要取到一米深,一米是二十公分一个样,这就意味着每公里三十个样,跑一公里就要取三十个样,取好的土壤样品全部装在自封袋里。
　　有时候一个月还要观测一次地下水状态,他们们借助县的生产用水井观测地下水状态,那些井的门都是锁着的,所以要爬到房顶上把探头伸下去,测一次都要三四天时间,二十多口井。地下水主要是测它的埋深,探头一接触就会叫,他们就会知道这个井是多深以及他的地下水波动。
　　“青年人才国外培养计划”
　　就是这样的科研态度,桂东伟一直在策勒站从事绿洲生态与荒漠环境研究工作,基于南疆绿洲生态与荒漠研究相对落后、亟需跟进的现状,从土壤、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角度,以水为媒,探讨绿洲与荒漠博弈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变化及绿洲最终可持续发展的科研理论。
　　随着不断深入研究,桂东伟有了强烈的求学愿望,他想去国外学习其他国家这方面的研究。恰好那时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青年人才国外培养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是研究所为培养和储备优秀人才,以公派访问学者的形式,支持优秀青年科研人员到国外发达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的一项措施。
　　很快,经过遴选,桂东伟成为该项计划的首位资助获得者。他将赴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水科学学院从事为期一年的土壤、水分变化及其与植物之间关系的研究工作。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三个月,如果自己去国外,那么就意味着在妻子最需要爱的时候,他都不在身边。但是妻子笑着对他说,“去吧!我能照顾好自己和宝宝,你就等着回来抱宝宝吧!”桂东伟知道,这是妻子对他最大的支持和爱,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
　　临行之前,老师雷加强和他彻夜长谈,甚至表示:“将来你不回来也行,我相信你不管在哪都忘不了研究所”。“老师越这样说,我就必须回来,老师的学问很扎实,人也谦逊,对学生宽松,各方面全是鼓励,他从来不批评学生,总是宽慰我们‘学生年轻,允许他犯错’,这种胸怀我特别佩服。他跟我说自己的经历、人生观,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他一生中想要做成的几件事,哪些还未完成,我们未来该怎么做,我们的事业怎么发展……”
　　带着妻子的期盼,导师的嘱托,桂东伟只身一人到了美国。
　　桂东伟说:“当时在国内以优秀学生毕业,科研资金和荣誉都拿到了,自信心有些膨胀,以为出国学好英语就足够了。但是出去后才发现语言只是工具,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国外的学术前沿差得太远了,有种仰望星空的感觉,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外界的一切都刺激你去更加努力地学习,越学越发现自己不会的越多。我是一个自我要求极高的人,所以那段时间很难过。”
　　对于桂东伟来说,美国的第一年是自己人生的低谷,每天睡的是地铺,吃的是自己做的大盘鸡,没有旅游、没有朋友,没有欣喜,感触最多的就是无尽的挫败感。所以,在临近回国的日子,他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希望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在美国继续学习一年。让人意外的是,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对于他的决定表示支持。
　　“在美国的第二年,我改变了思路,接触了很多单位,去了美国农业部,后来还去了弗罗里达,结交了很多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我在那边主要做水资源相关的课题。收获很大,我不再纠结学不完的知识,我要的只是一个思想和方法,只要看到国际前沿,然后和区域结合起来,再力所能及地去做。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团队和人才的重要性。”桂东伟说。
　　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桂东伟在美国的研究也开始有了起色,到他学业临近结束的时候,有继续选择留在美国的机会,但是在机会面前,桂东伟义无反顾回来了,他说,“策勒站需要我,我必须回去。”
　　搞好绿洲和荒漠的平衡
　　“这块土地依然需要有知识、有志向的人来挥洒汗水,如果我们自己长期在此工作的人都去回避,那么又去指望谁,所以回国后在此继续未竟事业是我不二选择。”桂东伟说。
　　2014年,桂东伟回来了!这一次归来,就他个人而言,无论知识体系,还是个人修为,客观说都是有长足进步的,对于新疆、和田这片土地的发展现状和问题,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把国外的思想与新疆本地现状结合起来,将不确定性理论和绿洲结合起来,首次提出“绿洲适宜规模的不确定性”。
　　他的团队用数理模型来模拟绿洲实际规模。首先要建模,模型有误差,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最终导致数据集成和输出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自然世界的本质特征。在国外这是研究热点,但是在国内和新疆才刚刚起步。新疆主要还是集中在水的流域上,牵涉到绿洲实际规模还无人涉及。
　　“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压力,选择扩张,或许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以水定地,绿洲的实际规模是有范围的,我想强调的是它不是一条线,随着节水方式的进步和用水效率的提高,绿洲可以适当扩大一些。绿洲有一个范围,但是这个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它有多重因素,甚至和政府的决策有关,政府决定全部推广滴灌,面积就大一点,继续沿用漫灌,面积就小一点。以前老科学家在绿洲研究中从来没有考虑以水定地,没有系统地统计各片农田用水的情况。总之我们在研究中将所有不确定、可变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输出的绿洲规模一定是一个范围。”桂东伟说,“我们生活在极端干旱区,要搞好绿洲和荒漠的平衡,荒漠反噬绿洲是正常的,这就是认识论。”
　　的确,在上世纪70年代,众多专家就一直在谈荒漠化,荒漠化一直是热点,但是绿洲化从来没有人谈及,甚至在极端干旱区也在谈荒漠化,桂东伟说他现在在思考这里可能不是荒漠化而是绿洲化的问题。换个角度来说,没有昆仑山,没有山地的河水,哪来的绿洲?年均降水量在30毫米,可以忽略的情况下,哪来的植被?哪来的人?
　　桂东伟表示:“这本来就是我荒漠的土地,因为你河流来的水侵入了我荒漠形成了绿洲,作为极端干旱区我肯定要反噬啊!在极端干旱区荒漠化是正常的,不正常是因为你绿洲扩张得太厉害了。本来河水只能支持1平方公里的绿洲,非要搞成10平方公里、100平方公里,违反了自然规律。当然,荒漠化在半干旱区谈是合理的,但是在极端干旱区实际上从逻辑关系和哲学辩证上来说我们不要控制荒漠化。我们先从对立面绿洲化考虑,绿洲化解决不好,荒漠化必然存在。”
　　除了将国外的思想融入到新疆本地的科研,他还在人才引进方面作出了贡献,因为策勒站地处偏远、人才缺乏,他在国外访学期间与多名优秀科学家建立联系,并达成人才引进意向。已经成功联系并引进2位青年千人(均来自加拿大),同时聘请3位美国著名学者为站客座教授。
　　“策勒这块土地需要人才,需要世界级的人才,更需要能坚守的人才,所以我尽我所能,去联系国内外各优秀学者,通过人才引进、客座引进、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邀请更多科学家来此工作。”桂东伟说,“让我划分策勒站、和田区发展阶段,那就是:第一代老科学家以洪水为主来控制沙漠化,保护当地人民的家园;第二代科学家的使命是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可持续发展;我们是第三代,水已经不是问题,核心是要解决水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把文章写在期刊上,更需要把文章写在大地上,所以我开始注重研究落地,建立现代化、可推广示范区,推广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我下一步目标,以研究为本,示范为媒,让当地农民、政府接纳我们的成果,最终切实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当地收入。思路很多,想法很多,但是我坚信方向是对的,一件件落实,最终肯定是能见到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