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库布其沙漠，一条长达65公里的“穿沙公路”直插大漠腹地，将来自国内外的宾客带到了一片神奇之所——沙漠绿洲七星湖。在不久前召开的“2009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上，如何解决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成为与会各国代表热议的话题。

　　地处黄河中游南缘、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总面积近２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六大沙漠，也是距北京最近的沙漠，还是令京城人谈之色变的沙尘暴的源头之一。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学勇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探索了多元化治理荒漠化的技术途径和模式，荒漠化防治事业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全球荒漠化防治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国荒漠化防治已经进入‘工程带动、政策拉动、科技驱动和法制推动’的新阶段”。

　　近4亿人口受荒漠化影响

　　据国家林业局治沙办主任刘拓介绍，我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约为174万平方公里。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5省（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95.31%。

　　刘拓强调说，荒漠化所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我国每年因荒漠化损失土壤有机质5590万吨，折合2.7亿吨化肥；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千亿元；全国有近4亿人口常年受荒漠化影响，沙埋农舍、铁路、公路，淤积水库、堤坝等现象屡见不鲜。而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达16亿吨，致使许多地段河床高出居民区3～4米。荒漠化造成沙尘暴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许多物种日趋濒危或消亡，目前已有15%的物种濒临灭绝。

　　刘拓分析说，我国荒漠化主要发生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地区。荒漠化加剧了贫困，使东西部差距进一步加大。

　　受访专家表示，造成我国土地荒漠化的原因既有气候因素，更有人为因素。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四滥”，即滥开垦、滥放牧、滥樵采、滥用水资源。

　　专家分析，在人为因素导致土地荒漠化中，滥开垦占25.4%，滥放牧占28.3%，滥樵采占31.8%，滥用水资源占8.3%，其他占0.7%。而导致土地荒漠化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经济社会发育程度低，其主要表现：一是人口增长过快，超过其生态承载力。干旱地区人口密度超过联合国所确定可载人口密度的10～20倍，人口对生态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矛盾突出；二是人口受教育程度低。西北地区文盲半文盲人口超过全国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文化程度不高，人们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偏低；三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们只能更多地采取广种薄收、多开荒多耕种的办法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采取多养畜的办法解决花钱问题，只能采取樵采的办法解决烧柴问题。

　　“钱氏沙产业理论”

　　我国在治理荒漠化、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尚未摆脱局部治理、整体恶化、“只投入、无产出”的困境。20多年前，中国科技巨擘钱学森曾满怀期待地预言：西部中国16亿亩的沙漠戈壁将会为共和国增添几十亿元财富。

　　难道这只是大师不切实际的梦想？

　　刘拓强调，如果用辩证的观点看，通过有效的治理、合理的利用，沙漠完全可以变废为宝，完全可以变包袱为财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秘书长郝诚之认为，“沙区的资源是可以改变的，人类对它如果不是一种对抗性思维，而是顺应性思维的时候，就可以和荒漠化和平共处。”

　　郝诚之告诉本刊记者，钱学森曾在1984年提出“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的科学设想，被我国学术界称之为“钱氏沙产业理论”。“这一理论，通俗表述就是利用阳光，通过生物，延伸链条，依靠科技，对接市场，创造财富，造福百姓。技术路线是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

　　郝诚之认为，能否转变治理的理念，变消极的防沙、堵沙，为积极的治沙、用沙；变“征服沙漠”的一厢情愿，为“善待自然”的两全其美，这是对我们智慧的一大考验，也是人类在与大自然博弈中思想认识的升华。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实践钱学森“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沙产业”的科学设想的过程中取得了可喜成绩。他们的成功实践表明，沙区不是地球的癌症，西部不会永远是沙尘暴的源头；向荒漠要生态、要绿色、要效益虽非易事，但只要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利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由被动防治向主动防治转变，由征服自然向利用自然转变，完全能够达到人逼沙退、生态效益双赢。

　　“鄂尔多斯发展模式”

　　“20世纪50年代，风吹草低见牛羊。60年代，滥砍滥牧乱开荒。70年代，沙进人退无躲藏。80年代，人沙对峙互不让。90年代，人退沙退变模样。21世纪初，产业链上做文章，人沙双赢奔小康。”这是郝诚之在鄂尔多斯沙区调研时听到的一首流传很广的新民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地60年的生态变化。

　　据鄂尔多斯市市长云光中介绍，他们在治理荒漠化过程中，有过人沙对立、单纯治理、恶性循环的沉痛教训。近年来，通过总结经验，他们转变了思想观念，更多地用新思维、新理念、新视角来审视、认识沙漠。

　　“十五”以来，鄂尔多斯市积极调整发展思路，大力培育构筑具有鄂尔多斯特色的沙产业体系，在西部生态恶劣地区走出了一条生态建设与沙产业发展互促互进的新路子。现在，全市以沙柳造纸造板、林沙饲料、沙棘饮品药品、生态旅游、生物质发电为主的沙产业正在规模化、集群化，成为拉动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地方增税的新兴产业。

　　2008年，鄂尔多斯市实现林沙产业增加值12.3亿元，规模以上沙产业企业达到20家，农牧民人均来自沙产业收入突破1000元，吸纳就业20多万人。在沙产业逆向拉动和收益不断增加的驱动下，全市生态环境实现了由严重恶化到整体遏制，再到大为改善的历史性转变，植被覆盖度由2000年的30%提高到75%以上，森林覆盖率由12.2%提高到21.6%，创造了令人瞩目的“鄂尔多斯发展模式”，也使鄂尔多斯综合经济实力达到全国百强市第23位。在治理荒漠化过程中，一些沙产业企业脱颖而出成为行业龙头。

　　在鄂尔多斯高原北部，5条纵贯南北、总长234公里的“穿沙公路”，把绿色的触角伸向库布其沙漠深处。一丛丛、一簇簇的沙柳、羊柴、沙棘、沙打旺和甘草等守护着“穿沙公路”。而修建大漠“生命线”、创造沙漠绿洲奇迹的，正是在人称死亡之海的库布其沙漠中顽强“拓荒”二十载的生态能源企业亿利资源集团。

　　作为全国荒漠化治理的典型代表，已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亿利集团董事会主席王文彪告诉本刊记者，企业已由一个负债500万元的沙漠中的小盐场，发展成为资产逾百亿元的国家重点企业。

　　据介绍，十几年来，企业先后投入8亿多元，整合绿化了库布其沙漠3500多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相当于5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使1.1万平方公里的沙区农牧民受益；建设了长242公里、宽3～5公里以甘草为主的百万亩防沙护（黄）河林草带；实施了以沙漠甘草种植加工为主的中药产业化工程；大面积种植了以沙柳为主的沙生植物资源，为发展沙漠生物化工和沙漠太阳能光伏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迄今，亿利集团的沙漠甘草制药每年收入在5亿元以上，带动医药产业收入在30亿元以上。建设的年接待游客在30万人以上的库布其沙漠七星湖旅游景区和蜚声国内外的“库布其沙漠公园”也凸显优势，4年已累计接待游客130多万人次。完整的产业链为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沙产业不仅吸引了沙区内企业，也引起了沙区之外企业的关注。作为国家首批创新型企业、“硅砂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单位，致力于沙产业研究和开发的北京仁创科技集团，在董事长秦升益教授的带领下，以风积沙为研究对象，历经20多年探索与实践，累计开发出100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成功解决了沙漠风积沙利用中多项共性技术难题，开辟了“以沙治水、以沙增油、以沙精铸”为代表的科学用沙、治沙新途径，在精密铸造、石油开采、雨水收集与污水处理、建材住宅和沙漠治理五大领域构建了工业型沙产业。

　　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沙漠生态新经济正日益得到重视，并成为绿色的新财源。

　　如何实现2020年目标

　　近些年来，我国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工程，包括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西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工程、长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工程，等等，总投资达13000亿元，陆续取得显著成效。

　　2000～2005年，我国荒漠面积净减少143平方公里，“沙进人退”的趋势在我国已经得到初步控制，进入荒漠治理与荒漠扩展面积相互持平的阶段。中国天然林保护规模及人工林面积已居世界第一。但是，生态系统退化和生态环境问题仍是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刘拓分析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治理速度与中央要求相去甚远，而且有的省区以及蒙西、甘肃民勤等地区沙化仍在扩展，要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目标，其重点、难点仍在沙区；二是现实投入与实际需要相距甚远，目前的投入只有实际需要投入的几十分之一；三是治沙力量的多元性与机制不活的矛盾依然存在，当前的政策还难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防治；四是一些地方对发展经济与生态改善的关系尚未摆正，有的地方存在等、靠、要思想，有的地方滥开垦、滥樵采、滥放牧的现象有所抬头。

　　刘拓表示，做好荒漠化防治工作，依靠和发动群众，尤其要通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激活社会力量投入荒漠化防治。

　　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强调，要努力形成“国家、地方、企业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结合”的荒漠化防治、沙产业发展和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加强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充分吸收国外生态恢复与治理的技术和经验模式，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荒漠化的新路子。